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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何要尊重军人？阎认为“军人以己之死，求人之生，非处世事之至惨，非常情而所乐为。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然亦莫不好荣而恶辱”。“使荣其死而辱其生，甚至荣甚于生，辱甚于死，则好荣之心甚于好生，恶辱之心，甚于恶死”。“所谓所爱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世界列强各国治军，即溯源于此。”接着，他具体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说明尊重军人的作用。在对国家方面，他说：“兵之精神，国之魂也”，“人若无精神，便成了行尸走肉，即不成为人了，国无国魂，就衰弱危殆，成了病夫之国。”他进而认为，“国有名器，所以御世，朝有荣奖，所以酬功，如一孝子，一义士，一贞妇烈女，为何社会要褒扬崇敬，是因他有礼教风化，有益于世道人心。当兵是干城之选，以身报国，有死无二，其对国家的裨益，远较孝子义士烈女为大，那么国家对他褒扬而崇敬，不更应该隆重”？他大量列举了普法战争中普王亲抚伤兵，日本明治皇后太子妃亲为将士衣饭等事例后，断论说：“尊重军人就是尊重国魂，有能尊重国魂的国家人民，这个国家一定强盛。”在对社会方面，他主张养成如同日本一样热爱军人的社会风气，并提出“社会人心能否对军人崇敬，全以国家政治为转移，……上面尊重军人，下面自然习为风气了。”
5。强调军心对战胜的作用，他认为，战胜在乎物质和精神，这决不是过分“偏重于精神”，他说，“拿破仑论战，以四分之三，在乎军心，军心就是精神。精神如冶金，克虏伯之葡萄钢，世界称美，它可贵之处，就是熔铸时瞬息之妙的一点，军队也是如此，同一器械，同一训练，而有优劣之分者，就在精神上的一点。日俄战争时，精神的价值，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实可作为殷鉴：俄国自大彼得帝以来，以万乘之尊，杂伍佣卒，游学欧洲，力学制造，回国后，改行征兵，制造船械，雄踞欧亚两洲。它的军学、军制、军器，皆卓然可观，惟是它的精神，不及日本远甚，临上战场，意志不坚，战士不以战胜为志，且不以为敌俘为耻，故一战而大败于日本。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并非它们武器与战法都比俄国优良，而它们战志与精神，实超过俄国多倍也。日本明治维新，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齐头并进，战端开始，它的有形物质，且远不及俄国，惟是其无形的武士道精神，上下一贯，气贯长虹之概，实在可以压倒了俄军，使俄军闻之丧胆。”
从上述阎锡山《军国主义谭》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阎锡山上呈此件的目的，是为了让袁世凯学习后起国家德国和日本的“立宪”和“军国”强国之道，使中国在列强爪分世界的狂潮中避免亡国的惨状。
军国主义起源于德国，又兴起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后，迅速由一个侯藩割据、几被瓜分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强国，以后又靠军国强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与其说类似受制于列强的德国，不如说更像半封建制的日本。因此，当时国人主张学习日本政治军事者，有相当的市场。这对曾留学日本，亲眼目睹日本飞速崛起，并大声疾呼“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阎锡山来说，势必要以中国去同日本比照，势必想要中国学习日本的长处，个中救亡图存的心理因素，还是主要的。为此似乎不应该把阎锡山主张军国强国简单地冠以“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之类的帽子，加以完全否定。再者，军国主义者的本质劣性是疯狂对外扩张侵略，阎锡山虽倡“军国主义”，但反复强调的是“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这是与德日军国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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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1）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者。1914年1月，他正式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袁世凯又公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服务的《*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另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袁记约法，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几乎与封建皇帝相等的专制权力，而且使袁世凯取得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的法律依据。根据袁记约法，袁世凯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作为御用立法工具。12月，他操纵“参政院”搞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他获得了当终身总统、指定总统候选人的法定权力。
面对袁世凯的*行径，国内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束手无策。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东渡以来，日夕苦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竞辛亥之功”。 他在日本聚集部分同志，决定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建立，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在日本的原国民党员千余人中，只有300余人加入，其中最积极者是陈其美等人。陈其美很活跃，工作很积极，同年9月奉孙中山指示为革命到南洋筹款，12月回国策动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乔义生秘密通知阎锡山“虚与委蛇，暂勿轻动，俟南军渡过黄河，再行出师接应”， 并告以和回国策应革命的陈其美加强联系。
据阎锡山回忆：
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特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于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1915年，袁世凯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起个人专制*体制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加紧复辟帝制活动。8月，他通过其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文章，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并授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他通过北洋将领联电拥护帝制，又通过各地的爪牙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伪造民意，强令人们拥戴他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位。次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他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上“洪宪皇帝”的金銮宝殿。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发表檄文讨袁，并通过“中华革命党”，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举行武装反袁斗争。一向主张立宪的梁启超、蔡锷等人也秘密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2）
当全国反袁力量逐步汇集成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国运动”时，阎锡山为了隐蔽自己，作出了各种拥袁称帝的表示：
1915年9月3日，他秘密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君主国体。电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近自筹安会讨论君主国体问题，全国一致，极表赞同，公民请愿，望治甚殷。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如徒慕共和虚名，既无美、法国民之程度，将不免墨、葡纷争之惨剧，虚名已不可得，实祸且将立至。当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幸赖我大总统德威远播，内乱削平，邻交敦睦，外人翕服，乃得维持治安，以至于今。如渡河中流，已脱惊涛骇浪之险，而尚未诞登彼岸。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其关系中国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总统为四万万人所托命，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且近闻有人建议，阻挠反对筹安会之讨论，或且以复辟之说相抵制，不知改定君主，乃内审国情，外窥国势，出于全国人心爱戴之至诚。非君主不足以救中国，非天纵英辟，为全国军人所推戴大有为之君主，不足以救中国，此系国家主义所驱迫，不能参以君臣旧说之空谈。故君主问题与复辟之说，绝不相容。且前清因怵于革命，举天下以让之民国。民国成立，于前清已断绝关系，今民国以鉴于列强趋势，国民请愿，由*而移之君主，天与人归，各当其时，于前清更毫无关系，尚复何言。如因一二浮议，破坏君主立宪国体，徒使怀挟私见之庸臣，及幸灾乐祸之乱党，自幸其得计，而违拂民意，陷于危亡，谁复肯为国家出力。惟有恳乞我大总统力予主持，早定国是，不拘于迂儒旧说之谬，致扰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锡山忝列军人，苟利于国，险不避，誓当竭忠报国，以仰副我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谨冒昧以请，伏乞鉴纳，不胜惶恐迫切之至。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谨密呈江印。
9月4日，由热衷于帝制运动的段芝贵领衔的北洋系14省将军联合拥袁称帝的密电中，列有阎锡山的名衔，阎知后非但不表反对，反而于9月16日，电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以急切而渴望的语气，极尽虚构奉承之词，表示企望“参政院”早日议决实行君主宪政。其电文如下：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钧鉴：近闻各省公民，以君主立宪，联名请愿，于君主*之利害得失，尽情上陈，钧院固已详细审查，洞若观火，思有确定国是，以慰国民望治之殷，其不能不畅思深虑，出以审慎周详者，正欲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策耳。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议决，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慨自辛亥革命，尝以共和为过渡手续，内乱削平，荏苒四载，政谈纷歧，国民惶骇，自由为厉，有目共睹，而况葡萄（牙）、墨西哥覆辙，殷鉴不远，欲弭内乱，惟有改弦而更张之。审之国是，察之民情，考之历史之沿袭，方舆之博大，种族之繁庶，非大有为之君，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施以统一之政治，励精图治数十年，不足以振国是而救危亡。即证之国际之趋势，欧战发生，公理显无足恃，欲维持国际之和平，必须有上等之势力。吾国苟不足自立，将为东西不和平之导线。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宪政，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富强如英，经数次战争，犹深感畴昔自由主义之困难，而趋向于军国政策。我以积弱之国，急起直追，惟日不足，如果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