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大为有利，才在10月下旬决计公开联冯、拥段，出兵石家庄参加倒直军事。
据南桂馨回忆，关于出兵石家庄，阎锡山与段祺瑞有约在先。南说，温寿泉受段之托回晋联系倒曹时，“段对阎的具体要求是出兵石家庄，截堵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石家庄。阎虑兵力单薄，犹豫未定。迄直奉开战前夕，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后，发表各路出兵番号，阎知洛阳留守部队不多，后继无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温寿泉回京复段照办”。
于是当10月26日冯玉祥电请阎“速派劲旅驻扎石庄，以资堵击南来之反对军，则和议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国事攸赖”时，阎便欣然以“敝处军队已自有日起陆续开赴石家庄，惜正太路轨窄车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数到达耳”复之。 并于11月1日正式向石家庄出兵（《阎锡山评传》载出兵时间为10月28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石家庄，是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才做出的决定，故而尤其予以重视。最先，以第3混成旅旅长孔繁蔚为总指挥，“所率部队有：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为虚声势，称团为旅）。孔繁蔚到石家庄没有多久，阎锡山怕他威信不足，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山西左翼军总司令前往指挥。”
关于出兵石家庄的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总指挥张培梅的电文中作了如下规定，“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 以此为宗旨，阎锡山暗示张培梅，“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达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于10月29日在石家庄以南袭击了北上增援的湖北直系军队，并解除了这部直军的武装。紧接着又于11月1日解除了从河南北上增援的一部分直系军队的武装。
开入石家庄前线后，一些部属对总指挥军令有所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历来治军严厉，为整肃军纪，决定杀人立威，遂以指挥不力和谎报军情为由，动用军法，将龚凤山、刘树藩两旅长枭首示众。龚、刘皆系晋军中之不学无术之辈，平时多得阎之娇宠。部队到达石家庄时，正值隆冬。张培梅及其卫队均露营野宿，并命龚、刘两部官兵，也下车露营，同时在铁路附近布置阵地，挖掘壕沟，以备应战。龚、刘却对张之命令置之不理，不仅将团部（对外称旅）设于车上，默许士兵暗宿车中，并以天寒地冻，皮衣不全为由，拒绝构筑工事。张培梅素以严厉著称，遇此敢于违令之将，遂采“先斩后奏”之法，先下令将龚、刘斩首，以示惩戒，然后方电阎报告。龚、刘被杀后，一时谣言四起。起初阎锡山对张培梅不经请示，擅杀团长，深表不满，疑张有独立之心，曾动意出兵*。后经派亲信南桂馨前往探听虚实，知张并无异动，方才作罢。此为出兵石家庄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3）
张培梅杀了龚、刘之后，“令工兵营长杨澄源与阎锡山派往协助计划作战的参谋人员，率工兵在京汉铁路破坏桥梁、水塔，使铁路运输完全失效。张又亲自巡示营垒，并筑‘鹤峰堡’（张字鹤峰）以备自守，表示坚守石家庄的决心，同时宣布‘不准任何客军过境’。当时在冀南的国民三军，北上接应冯玉祥，亦因铁路不通，只好徒步行军。”
晋军驻守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线，直军不知虚实，不能北上。牵制直军北上增援之战略目的业已达到。大约在是年12月底，国民军第2军胡景翼部由石家庄过境。其时，石家庄地区部队复杂，市面秩序混乱，难以维持。阎锡山遂准张培梅所请，将晋军悉数撤回娘子关内，部队归还建制。
晋军出兵石家庄，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出兵之时，直军已面临瓦解，故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实际上只是作了一个姿态。然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它却成为阎锡山的势力向娘子关外发展的一次预演。
在北京政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拥段联冯的，而以拥段的电文至多。
11月4日，阎与张锡元、马福祥等联名发出致段支电，称“民国成立，十有三年，祸结兵联，几无宁岁，推原始乱，固由国家纪纲之不振，实则中央主持之失宜。”“钧座硕德重望，中外共钦。诸将久殷翊戴之诚，国民更切来苏之望。务切俯念大局，慨允出山，即日命驾莅京，主持一切，国民图存，惟公是赖。”请段到京主持政务。
11月8日，致电据守河南彰德之直系李济臣，以“各省拥戴合肥者，截至今日，已有浙、赣、皖、鲁、湘、陕、甘、新、奉、吉、黑、察、热、绥等十余省区，或专电劝驾，或派员晋谒，……人心所归，政局瞬定”，劝李转向拥段，让出彰德。
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咸电”，云“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尚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摄军政责任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提出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主张。
11月17日，阎锡山即复电冯玉祥，表示“请芝老为*临时执政，示国人以根本解决，鄙意极表赞同。”
11月18日，阎又复电张、卢、冯、胡、孙等，说明“政纲解纽，中枢失驭，国事重要，总摄须贤。合肥段公，硕望耆勋，举国推戴，出执大政，名实兼符。循诵荩筹，至深慰佩。已肃电敦促，即日入都就任矣。”
11月19日，阎再电段祺瑞，称“万乞俯允罗请，即日命驾入都就任，艰难宏济，民望甚殷，肃电上陈，伏祈察纳。”再请段入京就职。
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2日入京，11月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执政府”。
阎锡山在拥段的同时，也增加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自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抵并视察以来，阎锡山一直与中山先生疏于直接联系。对此，阎锡山在“国父二次北上之忆述”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了解本党的理论，是在东京的一个短时期。民国之后，因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包围之中，与广东形格势禁，我对总理的言论，则了解不多。总理民国元年莅太原，指示：‘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建设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 故而委曲求全，至致力于省内建设，以等待时机。
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一直在关注着山西。1920年9月3日，“中山先生与唐绍仪、伍廷芳等闻北京有更换山西督军之说，大为不平，派张宗海（传系某要人化名）秘密到晋，转示应付之方针。”大意谓“孙等闻中央有换晋督之说，大为不平。如无此举，晋省仍进行内政，为全国保此模范区域，为北方树一革命壁垒，决不令陷入漩涡。如张（作霖）、曹（锟）必不讲公理，则晋、陕等联为一气，不久唐继尧则誓师滇省，甘、陕将联秦州叶荃，仍进凤翔，然后分道内进，等语。”
孙中山与段、张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即让张继以私人名义致函阎等，要求协助北伐成功。此时，阎锡山似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默许支持。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础，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在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之后，11月27日，阎锡山即派王宪赴津欢迎先生，“并请训示，奉示在山西试行主义，病愈（其时孙先生已患病）到晋详为面谈”。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设会址于海子边教育会，由山西大学教授李翰章担任主持人， 以示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中“速开国民会议”之号召。
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向“各省各军民长官”发出“马电”，声明“文对于时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解决方法。日前发表宣言，谅承鉴察。兹特选派同志分赴各省区向民众宣传，每一省区约二、三人，务使国民咸灼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不涉及地方政事军事。”接到孙中山电文后，阎锡山于23日电复先生，表示“马电奉悉。尊处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具见伟筹，已饬属知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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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1）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皆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翻云覆雨，今天甲、乙联手以制丙，明日乙丙合作以对甲；忽而称兄道弟，说不尽的好话，忽而剑拔弩张，视为寇仇。阎锡山既已置身于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也就势所必然地不能脱此窠臼。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逐渐开始转向，由联段、冯反直，变为联直吴、联奉张，而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而是与新的分化、组合相伴随，酝酿着又一轮的争斗。
首先，是“反直三角同盟”的瓦解。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几十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当孙中山于1924年11月离粤北上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后，段祺瑞马上以‘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相对抗。张作霖也在1924年12月底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劝告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使抱病北来的孙中山极为愤慨，病情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突然逝世，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反直三角同盟”随之自行瓦解。
接着，是直系势力的再起。1924年11月初，直系兵败南下。但一向刚愎自用的新直系首领吴佩孚并不甘心。吴佩孚在是月中旬到达汉口后，即以直系各省军阀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组织所谓“护宪军政府”，以此代表*行使一切内外政务。1925年内，吴佩孚逐渐控制了湖北，并于10月21日在汉口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立为司令。在吴佩孚组织讨贼联军的同时，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乘势开往上海，从而引起了直系浙督孙传芳以及直系其他将领的恐慌和抵制。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爆发了“浙奉战争”。“浙奉战争”的结果，使奉军势力退出江南，撤至山东境内。江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