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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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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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吉福心里不过意,就和阎锡山的父亲说:“让娃娃(指阎锡山)也上(车)来吧!”阎锡山的父亲摸摸衣袋,忙说:“算了吧,他年轻走得动。”薄吉福知道他是惜钱,就说:“我只收一个人的车钱还不行?”说着,把牲口叫住,停了车,让阎锡山上车。阎锡山怎么也不上,一股劲地说:“我能走,我能走。”薄吉福是个急性人,一听生了气,就说:“你看你这后生,白让你坐车还不坐?邻村上下的,又不是外人。”阎锡山看看他父亲,他父亲看看薄吉福,一句话不说。阎锡山见父亲不放话,就一直站着不动。薄吉福又催了几次,阎锡山的父亲才让他上了车,父子俩都非常感激薄吉福。
  走到忻州后,阎锡山的父亲怕太原花销大,就把阎锡山留在“成钰东”药铺。因为过去有交往,“成钰东”药铺的掌柜就让阎锡山在店里帮忙,混口饭吃。 阎锡山的父亲一个人到了太原,落脚在柴市巷“荣庆栈”,靠东求西借过日子。后来,经同乡介绍,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巡抚衙门“稿房”(负责管理收发公文)里找了个闲杂差事,生活才有了着落,把阎锡山也叫到太原。
  以上描绘,尽管不乏虚构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处于困境中的阎氏父子的心路。阎锡山到太原后,首先随父亲拜望了同乡魏老五(名仰微),经魏介绍,在太原市最繁华的柳巷“裕盛”商号当伙计。这里活不重,但很忙。由于生活艰苦,不久阎锡山得了伤寒病,无人照顾,多亏岳叔徐一清把他接到家中,请医诊治,日夜照顾,保养月余,才得以痊愈。
  一晃又是半年,阎锡山面对现实,不堪回首,逐渐产生对世道不满的情绪。在此他结识了“四海店”伙计黄国梁 、张瑜 。三人出于对世道的不满,经常谈论时政。
  

二、青年习武 考取武备学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阎锡山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彷徨时,正值山西复办武备学堂。
  我国有陆军学校是在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6月20日,李鸿章向清廷正式上奏成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我国开办的第一所陆军学堂,用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它与其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毋宁说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产物。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迟滞了军事学堂发展的进程。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北方才又创设了小站随营学堂和开平随营学堂。至于山西,由于风气闭塞,直到1898年间才得以创设,但因义和团运动兴起而停办。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朝野大练新军的呼声日高,国人痛感“旧式清军不足恃”,一致认为“筹饷练兵为急务”。9月,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上谕中强调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而要普练新军,就得广建武备学堂,此正所谓:“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 于是不久清廷又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正是在全国普练新军声势的推动下,复办起来的。
  阎锡山很不甘心自己当伙计的社会地位,本想进入新的学堂深造,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阶梯,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足勇气,偕黄国梁、张瑜一块报考。
  当然,为“时势所趋”,一些有志青年一般认为“欲有补时艰,想为国家效力的途径,只有投笔从戎”。 当时,太原城里仍有旧学,新学也有山西大学堂等,阎锡山报考武备学堂,也说明他受新学与旧学之争的影响,向往新学,并愿意步入军旅,为国效命。
  山西武备学堂属于初创,又是新学,入学考试并不很难,试题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所以阎锡山和黄国梁、张瑜都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最后在加试中,阎锡山言简意赅的对答,还受到主考官姚鸿发协统的赏识。
  武备学堂是培养军人的新式学校,其中能开设的课程有操典、训练等军事科目,还有历史、地理、理化、数学、国文等文化科目。首年武备学堂共招收120名学员,大多是各县应试童生,还有一些秀才。与阎锡山、黄国梁、张瑜三人同时考入的,还有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阎锡山住“信”字第五号宿舍,与张瑜、周望英等同住一室(学生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该校属于省立学校,除保证学生衣食外,每月还发一定饷银。成绩优异者,另有奖励。
  初入武备学堂,除国文课外,对阎锡山来说都是新课,所以感到课程有些吃力。但他天赋良好,加之勤学用功,一年之后便适应了。他对新课程最感兴趣的是步兵操典,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其中知识面相当广泛。对文化课他感兴趣的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历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变;地理可以知晓世界。他最不想费力的是国文课,而他的成绩最优秀的也正是国文,每考都名列前茅。第一年的学习,他各门课程同时推进,感到收获颇丰。
  第二年,他对各种新课程已经能够全面适应,并且对理化也发生了兴趣,同时对军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勤于笔记,善握要领,渐渐博得了老师的喜欢。
  第三年,他对于学与术,均很努力。术科方面他对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动作姿态,较为标准,经常被选作出队示范,渐渐在同学中也树立了好的形象。以后便当上学生班长,颇得同学的信任。
  三年学习,阎锡山各门功课均获得了好的成绩,其中国文分数名列前茅,操典也获得了最优的平均高分。于是很受当时武备学堂的主持人李廷飏(山西浑源人,进士出身)的器重。李廷飏欣然赠字“伯川”,意在配锡山的“山”,而百川汇海,义取高深广大。这也就是阎锡山字伯川的来历。
  另外,三年期间,阎锡山的政治思想也有所发展。当时,康有为主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已有四五个年头,但其影响仍在一般青年学生中流传不息。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然而,即便这些口号,对阎锡山来说,也是前此未接触过的东西,因而颇具吸引力。从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维新派的主张,比如他多次谈到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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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公派留学日本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的三年,正是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实行所谓“新政”的头三年。学习三年届满,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起始年。从这时起清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为了响应这一“新政”举措,山西巡抚决定在山西武备学堂选拔20名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其中3名由清朝政府资给公费。选拔工作当然只能以在校成绩为依据。经过甄选,入选名单中有阎锡山,而且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为清政府公派的公费留学生。
  武备学堂赴日20名学生分别是:阎锡山、张瑜(五台县人)、黄国梁(陕西洋县人)、温寿泉(洪洞县人)、乔煦(阳曲县人)、金凤巢(山东人)、顾祥麟(江苏人)、焦滇(忻州人)、张维清(阳曲县人)、张呈祥(赵城县人)、王宝善(阳曲县人)、武滋荣(汾阳县人)、焦纯礼(忻州人)、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洪洞县人)、李伟旃、马开崧(浙江人)、姚以价(河津县人)、荣炳(阳曲县人)、王芝芬。
  得悉儿子要负笈东瀛了,阎书堂好生欢喜,而更兴奋的是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他翻箱倒柜找出五台人清代大学问家徐继畬所著的《瀛寰志略》,要爱孙浏览掌握,要求他通晓世界大势,明了时代潮流。
  回过家乡,告别邻里,再返省城,准备出发之前,山西省巡抚衙门包括巡抚张曾扬、布政司、提法司、提学使和一名道台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一概到场,召见这20名赴日留学生,并向他们谆谆训诫,满堂灌输一些效清忠君的话,大意是:“朝廷资送你们留学日本,你们就应该专心学习,以图报效。千万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 并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阎锡山到了日本以后,很快就走上了与五大宪训示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一行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充任监督带领,从太原起身,途经石家庄、北京、天津,坐过正太、平汉、北宁三条铁路线的火车,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负笈远游。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万千,他不时点头感叹:
  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所以,当他抵达日本之初,脑海中便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小而强,中国国大而弱。以后日久,他从书刊上看到有关报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渐渐多了,才深深感到清廷*无能,委实误国太甚。
  阎锡山抵日本未几,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清廷反而腼颜宣告中立。这一桩大事,给留日中国学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阎锡山翻阅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刊的《中国魂》,他看了又看,从康梁等人的尽情揭发中,他彻底知晓了清廷的无可救药。但是他对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国主张,却认为“断难有望”,于是他愤愤然将保皇党编印的书刊,往字纸篓里一丢,说:
  “保皇党怎么能救中国!”
  从这一刹那开始,阎锡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国前所谓五大宪千叮万嘱的“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告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立定志向,决心投身推翻清朝*政府的行列。
  对于这段经历,阎锡山以后仍记忆犹新,他在1956年撰写的*中作了如下记述:
  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书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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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追随革命(1)
阎锡山到日本后,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年入日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
  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创。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曾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进入士官学校。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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