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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山炮厂在宝鸡虢镇恢复生产。总厂也于年底在虢镇正式办公。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不便于集中生产，只得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先后在陕西褒城、城固及四川广元等地设分厂。
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及协理彭士弘，率少数职员携带账薄、文卷及部分产品于1938年撤至成都。至此，该公司的搬迁遂告一段落。
1938年春，战事相对缓和后，阎锡山得以考虑经济问题，首先在秋林设立了“太原绥靖公署第一室”，由王尊光任主任，专门管理前后方公营企业和经济部门，并在陕西和晋西新设一些商业部门。接着又成立“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阎锡山自兼会长，徐珙为秘书长，招聘技术人员，在陕西的宜川、耀县、泾阳一带筹设小型手工业工厂，生产军需、民用产品，以图就地自给。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1939年春，阎锡山开始谋划重振西北实业公司。他电召原西北实业公司技术人员由成都回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公司协理彭士弘应召率领部分人员回到宜川。鉴于原西北实业公司除西北制造厂尚保留部分生产能力外，其他属于轻工生产的各厂，仅有部分职工，机器设备几乎阙无。如果仍沿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称，显然不恰当。经过磋商将原公司更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阎锡山仍自兼公司总经理。因原经理梁航标不愿出职，阎锡山遂委彭士弘为经理、曲宪治为协理。同时，聘请陈毅德、路济川、梁海峤、何子东、赵北海、羡心齐、任子清、任季中、郝宜卿等一批技术专家，筹划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事宜。对于原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等问题，责成原经理梁航标在成都负责清理。
二、殚精自固（6）
经筹备，“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于1939年7月1日正式复业，开设机器、棉织、毛织三厂，总部先设在宜川县之官亭镇，1940年2月转迁泾阳县鲁桥镇。不久，公司所属之机器厂、纺织厂、毛织厂相继建立投产。但是，有限的产品远远满足不了战时的需求。
阎锡山为进一步满足辖区生活必需品以及军需品的需要，又决定建立纺纱、火柴、火药、钢铁等工厂。为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先后又设立了秋林火柴厂、官庄复兴纱厂、隰县火柴厂、隰县化学厂、孝义钢铁研究所、化学研究所（陕西三原县）。此外，公司还下设西安办事处、随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前方办事处。
这样，抗战胜利前，“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除公司本部外，已发展为7厂2所3处（办事处），共计13个单位，职员786人，工人2700余人。 这同抗战爆发前的西北实业公司是无法比拟的，那时公司拥有33个工矿企业，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而新公司工人人数仅是原来的， 1943年的利润仅为原公司1937年上半年纯益的。
尽管如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坚持抗战还是作出些贡献的。它与原西北实业公司相比，创设目的不同：如果说原公司是以“救亡图存（阎锡山语）”而创立，目的在于进一步充实其经济基础，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而新公司则是为了“克难求存”而组建，目的在于克服因日军对阎统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抗战胜利后，“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厂，有的移交国民政府，有的赠给当地政府，有的迁移他地，仅有部分设备及工人返回太原，归属于接收后的西北实业公司。
增发晋钞
抗战前山西的主要金融机构有：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简称“四银行号”。
太原失守前夕，“四行银号”遵行阎锡山的指令遣散大批人员，仅留部分职员携带资金等，南迁运城营业。到运城后，“四银行号”手中拥有现洋约800万元（省行400余万元、铁路银号3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约数十万元）、黄金10000余两、原金沙2000余两。另外，还有未发行的新钞票3000余万元。这些资金虽不算丰厚，但尚可供阎锡山支撑一段时间。
然而，这些有限的资金并未完全供第二战区使用，大部分流入国民党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南迁时，山西省银行曾将现洋300万元，以及黄金4000余两，委托先行迁移的驻太原的中国银行代运至运城，不想中国银行将之直运汉口，交给中国银行收存。阎锡山发觉后，大为恼火，将省行总经理王骧斥责了一番。省行即派人赴汉口追索，经过一年多交涉，仅要回日益贬值的法币300余万元。这样，阎锡山手中无形中流失了一笔资金。
以后，“四银行号”余有的现洋和黄金也几经周折变为不值钱的法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金银统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收存之外，不得私存。公营事业董事会董事长陆近礼向阎锡山请示，可将800万现洋送洛阳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法币；黄金形体较小，10000两只用4只小木箱便能装下，可留作自用，设法送到西安保存。阎锡山批准了陆近礼的意见。可是10000两黄金起运西安，过黄河在潼关要经检查。为了避开检查，陆近礼同由太原迁到运城的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行襄理陈×接洽，按私情关系解决。即以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银的名义，开具护照，并由陈陪送到西安，寄存于该行西安行库内。1938年春，省、铁两行号欲提取黄金，可是西安银行却将黄金转运到汉口分行保存。经交涉，汉口分行“黄金应归国有”为辞，将所有黄金全部按每两130余元的牌价，付给法币130余万元。阎锡山觉得又吃了亏。
二、殚精自固（7）
为了如数兑换所余800万元现洋，阎特派火车一列，陆军一营，协同省银行、铁路银号职员数人，由运城经风陵渡过黄河，经陇海路至洛阳，从中国银行兑换为法币800万元，并获得奖励法币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返回运城。阎锡山特别指定将这笔款交由长官部收存备用。不久，阎又令运往蒲县候命。
这时，“四银行号”手中除法币之外，还余3000余万元未发行的新钞票。陆近礼认为晋南终将不保，届时必将转移西安。而要转运黄河，诚非易事；如果日军骤至，则钞票可能落入敌手。因此，陆近礼打电话请示阎锡山，建议完全焚毁。后经过几次电报往返，决定将所有钞票裁下一角号码保存，以凭将来交代，其余都点数、包装、造册、装箱，由陆近礼主持在运城一个空场上，筑起4个大火炉（周围约10米），将3000万钞票付之一炬。
阎锡山退居临汾后为了便于收支款项，于12月间指令省银行和铁路银号联合成立随营办事处，随长官部工作。省、铁两行号当即各挑选年轻精干的职员6人，组成“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由王尊光任监理，省行绥远分行会计股长冯琳为经理，铁路银号平遥分号职员降肇清为副经理。办事处成立后，即到蒲县将保管的1000万元法币接管候命。
1938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阎锡山退往晋西。晋西多为偏僻的山区，人民自身的生活都十分艰难，根本支撑不起阎军庞大的开支。而蒋介石所拨给的军政费用，也是杯水车薪。于是，阎锡山财政日益拮据。
5月，阎锡山在吉县中市村对“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监理王尊光说：“咱们带来的法币，不久要花完了，今后军政费无着，设法印票子吧”。王回答说：“为抗战，所需军政费，应该向中央要”。阎说：“现在不能要，去冬武汉会议时，我站在蒋先生一边说话，说服了大家，蒋甚满意。临别前，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此来关系很大，今后你在西北，我在南方，只要咱二人不倒，一定要打到抗战最后胜利。他叫孔庸之（即孔祥熙）问我要不要钱，可以带些钱回去。我当时回答，抗战还要钱吗？即拍了脯子，这时不好回头，还是咱们自己印票子吧。”王说：“中央不让各省印票子，咱们又没印刷工具和人员，该怎么办？”阎锡山想了一会儿说：“《阵中日报》社有西北印刷厂带出来的印刷机和工人，可作基础，不足的部分，可派人到西安购买些机具和纸张，即可开印。不过这事须秘密进行，只要从西安把应用东西买回来，开印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主意打定，阎锡山命《阵中日报》社李洪庆（西北印刷厂厂长）筹备印制晋钞。因机器设备和技术工人均不敷用，李洪庆与技师章绳武秘密赴西安，秘密购买石印机十余部、照相机一部、裁纸机一部、凸印机三部，招募技工20余名，并由“西安照相制版社”秘密制作了一个10元的票版，返回晋西。
10月，阎锡山在秋林镇西5里的票洛村，以“晋兴出版社”的名义，开始印刷山西省银行10元票，接着又印制铁路银号5元票。由于印刷效果不佳，票面花纹模糊不清，人们把“十元票”叫做“大花脸”，“五元票”叫做“二花脸”。
与此同时，阎锡山以中央拨给晋省军政费不敷用，而晋钞已不敷周转为名，呈请国民党政府准许发行纸币1000万元，经财政部长孔祥熙从中斡旋，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初，乃以晋省“省钞既已用罄”“顾念晋省情形特殊起见”为由，“核准”山西省银行印发纸币500万元，并要其“妥慎发行”。晋钞的印行既然已合法化，阎锡山便不顾忌蒋介石政府准许的500万元限额，大张旗鼓地进行印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殚精自固（8）
1939年1月开始发行新印制的晋钞（第3次发行），除用以支付军政费之外，还派人用新钞到山下接近敌区套购小麦。最初15元可买小麦一石（每石150斤），后来，麦价越来越高。阎锡山吩咐不管价钱多少，尽量收购。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管辖区只剩下十几个县，而且半数以上属不完整县。而晋钞的发行却并未因统治区缩小而减少或停止。因此，晋钞日益贬值，不仅广大人民极为不满，而且阎手下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致函蒋介石，指控晋钞“出境不如废纸，民众确有不愿使用情事，卒以拒用，必遭杀身之祸，用之则有饥毙之虞”，“官兵在物价无止境飞涨之下，陷于无法生活之困境，因食不饱，营养不良，逃者死者，随日而增，抗战前途，十分可虑。”
在各方的压力下，阎锡山于1940年7月底，停止印刷晋钞。然而，此时已印行7788万元， 其数额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核准500万元的15倍。
由于晋钞根本没有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价格，它的价值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一旦大量印行，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紊乱。
为了挽回晋钞过剩引起的危机，阎锡山被迫下令回收晋钞，通令各县把“调整金融，稳定省钞价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除限制流通在解放区的省钞回流之外，还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回收省钞，但蒋介石未予应允。
当时，阎锡山采取了两项回收省钞的应急措施：
（一）田赋折收：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