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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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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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旧抑新(7)
除此之外,阎锡山在会上还通过了“严格执行纪律”“整饬纪律实行制裁”两案,规定“对决议与根据决议案所下达的命令不彻底奉行”与“不能依预定期限完成计划而又不预先声明理由者,以贻误论罪”。“在职公务员不准托故弃职离开战区,有名义在外无职务,一律调回,速令不返久假不归予以撤职”。并派出“执法巡视团”到各区、县巡回考查,以加强其政治统治。
  为了监视各基层的抗日活动,阎锡山特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方法”。规定:“县区机关团体,如有特殊工作计划和办法,都要抄给视察员参证。”“视察员得列席关于行政设施的重要会议。”阎锡山还担心视察员靠不住,又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联署的名义,制定“山西省军政实察办法”,名之曰“复式考察”。该办法规定:每区(专区)派实察专员军、政、民各一人”,“接受军政人员违法、失职或不当之处分的呈诉”。而且还规定“秘密的事亲自见我(阎)面陈”。这些“视察员”“实察专员”权势很大,是阎锡山派往各地的耳目,目的在于了解牺盟会等抗日团体的活动。
  阎锡山虽公开扶旧抑新,但是,口头上仍声称:“蒋介石*,我们不反。只要我们把山西搞成山西人的山西就行了。” 言外之意,就是把山西搞成阎锡山的一统天下。
  由此可见,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对内对外政策的转折点,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防共、和日,重点在于防范共产党,加强军政统治。因此,这次会议也就成为阎锡山准备进攻新军消灭决死队,取消战动总会、牺盟会,策应蒋介石第一次*高潮的动员会。
  阎锡山自感此次会议虽“费时至多”,但“收获亦属不少”。通过这次会议“决定基础及效用工作,以训练万能作到统一认识;以纪律万能作到统一行动。取消政委、专员兼保安司令,总司令不兼军长。军队则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待遇,完成30万团力的铁军。”对于取消新军政委制,阎锡山也明知:“与新军进步虽不免有所损失”,但是,为了防范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哪里还顾及新军的发展呢?
  因此,薄一波在1939年10月就分析道:
  确实的和平妥协的阴云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会议时汪精卫叛党卖国,山西的顽固分子就蠢蠢思动,就进攻进步的力量。他们企图把秋林会议变成一个不流血的政变,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收复”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这些抗日根据地,所以秋林会议就变成一个新旧力量斗争的会议。
  杨献珍在1940年1月也撰文认为: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一定时期,可能表现某些有限的进步。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限制中发展的,而到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在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反抗战等问题,具体地动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内部摩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系统中的内部摩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反动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

三、扶旧抑新(8)
秋林会议之后,山西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打击进步势力
  阎锡山长期割据一方、拥兵自卫,处处以其“自存”和“自固”为出发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能够联共、拥蒋,积极抗日,使第二战区一度呈现出团结抗战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存”和“自固”。但是,1938年2月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他感到控制不了了。于是,他下决心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各进步群众团体。他从当年2月的临汾会议开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 即在不公开放弃“联共抗日”的口号下,由暗中限制逐步发展为公开打击各种进步势力。
  首先,暗中限制进步势力。第一次古贤会议后,阎锡山借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委任旧派陈兴邦、尚因培为第八、九专署专员,有意识地缩小新派势力的活动范围与权力。1939年8月,他从宋劭文的第一专区分割出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大同、阳高、天镇等县,组成第十专区,委旧派白志沂为专员兼保安司令。从杨集贤的第二专区割出新派基层势力较强的河曲、保德、偏关、五寨、平鲁、神池、左云、右玉等8县,组成第十一专区,由杨集贤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另委郭挺一为第二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不久,阎锡山又在行政专区之上特设4个“省政府行署”,派其亲信将领为行署主任。第一行署辖晋东北区第一、十专区17个县,驻五台,由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兼主任(因王不愿赴任,改为杨澄源);第二行署辖晋西北第二、四、八、十一专区30个县,驻兴县,由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主任;第三行署辖晋东南第三、五、七专区34个县,驻阳城,由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主任;第四行署辖晋西南第六、九专区22个县,驻吉县桑峨,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兼主任。这4位行署主任可代行阎锡山的职权,目的在于加强对辖区的控制。在行署之下,阎锡山又根据全省人口、面积及位置的重要程度,划分若干“作战师管区”,每个师管区派若干团驻扎。在师管区内实行军事统治一切,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将军、政、民大权,全集中于阎的旧军人手中。阎锡山认为这样“不但有利于现在的抗战,而且有利于将来的复兴”。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还向决死队、牺盟会控制的地区派遣“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精建会”等,进行侦察、捣乱、破坏活动,并且阎锡山要他们不惜作蛇蝎蚰蜒。一时山西蛇蝎蚰蜒遍地,四处制造摩擦,挑起事端。
  不仅如此,阎锡山对战动总会也同样逐步加以压制。1938年2月,他令薄右丞密电赵宗复、赵中枢(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之子,战动总会宣传部印刷科科长,秘密*党员),要他二人星夜将宣传部人员全部带走,离开战动总会。赵宗复暗中将密电交给程子华和南汉宸。经战动总会党团(战动总会内不公开的党组织,由程子华任党团书记,南汉宸、武新宇为党团成员,直接受*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贺龙、关向应领导)研究决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缓与阎锡山公开破裂的时间,允许二赵离开战动总会,但其他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赵宗复、赵中枢便离开战动总会,到临汾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任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扶旧抑新(9)
阎锡山见此举未得逞,又出一着,可谓“釜底抽薪”——将矛头指向战动总会所属的游击支队。他首先断绝了对战动总会游击队的军需供应,企图困死游击队。3月,阎锡山下令将战动总会所属12个游击支队改编为山西保安二区游击支队(缩编为8个游击支队和1个特务队),任命续范亭为保安二区游击队司令。
  战动总会根据*中央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的指示,在坚持游击队领导干部不调换,部队建制不拆散的原则下,同意改编。同时,为了保存抗日武装不受损失,在改编中将一部分部队巧妙地编入其他部队4300余人(编入决死四纵队1400余人;编入第120师1800余人;编入保安四区1100余人)。因而,各游击支队不仅没有被阎锡山改编所影响,而且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不断发展。
  8月间,阎锡山趁续范亭由岢岚赴古贤之际,指使部属在保安二区支队制造事端:驻静乐的原保安二区第14支队被阎锡山强令拨归保安四区,随后又被缴械;正在汾阳、文水作战的第1支队被调往岢岚,进驻骑兵第1军赵承绶部和第33军郭宗汾之间或附近地段,由赵承绶对该支队进行整理;密令保安二区各支队统归赵承绶指挥。续范亭得知后,提出保安二区支队须通过他才能指挥,赵承绶不能直接插手干预各支队的具体行动。阎锡山自知无理。只好暂时“忍让”退缩了。
  阎锡山见改编吞并游击支队未达到目的,又试图从人事上控制和瓦解保安二区游击支队。他委派郝梦九(作为阎方派驻战动总会委员)为保安二区政治部主任,朱耀武(旧军官)为保安二区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控制军政大权,架空续范亭,掌握这支游击队的领导权。同时,还将游击支队的活动范围由原来的68个县,缩小到保安二区所辖的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宁武、崞县、忻县、静乐、左云、右玉等13个偏僻贫瘠的县,以此限制游击支队的发展。
  除此之外,阎锡山还对“民大”的进步分子进行压制。秋林会议后,他对“民大”负责人进行了调整,杜心源、杜任之另调他职,“民大”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梁膺庸负责,并派几个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官,意在加强控制“民大”。1940年元旦前夕,梁膺庸、杜若牧及500学生离开“民大”到达延安后。阎锡山派智力展负责“民大”,完全支配了“民大”。
  其次,明令解散战动总会。在第一次古贤会议上,阎锡山就想解散战动总会,可又觉得直接出面不方便,于是一面电请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下令取缔战动总会;一面通过战动总会副主任、第二行政区专员杨集贤等人提出取消和改组战动总会的建议。会后(8月间),阎锡山电召续范亭赴吉县,商谈取消战动总会之事,遭到续的拒绝。阎锡山见续范亭维护战动总会的态度很坚决,于是又提出战动总会可以不撤销,但是,必须让南汉宸、程子华离开战动总会。这就完全暴露出阎锡山取消战动总会的目的在于排挤共产党人。续范亭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坚决反对阎锡山的意见,不同意让南、程二人离开。这样,阎锡山同续范亭的商谈并未取得预想的结果。
  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切举动,*中央和毛泽东早已获悉,5月28日,王世英(*党员、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就获得可靠情报,即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阎已决定动委会无形取消,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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