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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炉训练”之后，阎锡山认为“服务士”作用甚大，不仅以少、中尉待遇，而且每个部队的团和地方的县都各设一个服务士。阎锡山明确规定“服务士”的任务为：“反映不良倾向，监督部队长官言行”。
为了扩大“洪炉训练”的影响，阎锡山召见参加受训的《阵中日报》总编牛青庵，要求牛受训结束后，“要在报上辟个专栏，掌握分寸，抓住‘整体精神’这个主旨，大力宣传，把洪炉的热传下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另外，阎锡山还创办了专门刊物——《革命洪炉》三日刊，并且亲自撰写了发刊词。他说，该刊作为整个“洪炉”的喉舌，它的发行不仅可“促进整体进步”，而且对于“监督我们每个同志自强不息的健全自己，把自己修正成一个标准的革命人物，锻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表现我们整体‘洪炉’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洪炉训练”第一期结束后，阎锡山自以为充分发挥了“洪炉”效用，训练了一批他所期望的干部。于是他把这批人员称之为“蒸馍的酵子”，企图通过他们的“发酵作用”，把2万多干部统统变成“万能干部”。为了使“洪炉训练”制度化，他从第二期起，成立“洪炉训练委员会”，作为二战区各种训练的统一机构，连续举办了第三、第四期，共受训中高级干部2600余人。
对于“洪炉训练”，阎锡山颇为满意，在第四期闭会词中满怀信心地说：“一颗谷子变成一穗谷子，一穗谷子变成一亩谷子，一亩谷子变成遍地谷子。你们此次回去传热，要照这个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百人传千人，千人传万人，万人就可传遍全体，使我们全体干部，个个万能”。
以后，阎锡山还将这4期训练内容汇编成册，印发给干部，作为其行为的准则。在这本名为《洪炉训练集》的序文中，阎锡山写道：“国的存在，与人的生活是一样，人的生活必须要适应环境，夏葛而冬裘，不能犯反（拟为“违反”——引者注）。立国于世界，不能随时代的进步，物质精神皆不如人，国难大而无力，人虽多而无用，由衰弱而灭亡者，不知凡几。吾国一百年前，海禁开始，即当维新，以至今日，仍不能猛速进步，致国家遭此奇祸，人民受此奇灾，前人之咎，今人之辱。吾人不幸而生于此时，本事在人为之公例，特别努力；吾人亦幸而生于此时，本国须自救之公例，加紧自强努力，均以人为准，吾人不得不先由陶冶干部着手，乃于*三十年暑期设洪炉进步讨论会于克难城，前后四期，共集［训］高级干部2600余人。欲以精神之陶冶，知识之灌输，技术之讲授，期成为说甚是甚，作甚务甚，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革命干部，赎前人之咎，尽今人之力，进国家于富强文明，期与先进各国并驾齐驱。” 这里阎锡山不仅把训练干部看作是维持其存在的一种举措，而且看作是推进国家达到富强文明的途径。正如其诗所云：。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克难”求存（5）
一角山城万里心，朝宗九曲孟门深。
乾坤俯仰无终极，愿把洪炉铸古今。
从1941年夏至1945年7月的4年时间中，阎锡山先后在克难坡、吉县、隰县举办61期“洪炉训练”，轮训干部2万余人。据《复兴日报》记载，“洪炉训练，收效最大最速，这可以说本战区的干部一经入洪炉之训，即被脱胎化骨锻炼出来。从民国三十年暑期中开始一直至今一期一期的训练，一批一批的造就出来分布在组政军教经各部门中，在二战区的干部中可以说很少有没经过洪炉训练的。”
“洪炉训练”期间，阎锡山为了增进与干部的私人感情，让侍从长洗印了大量身着戎装的半身或全身相片，赠给中、高级干部，以示亲近。
从“洪炉训练”的内容看，不过是一些空洞的政治说教，但毋庸置疑，阎锡山通过开办“洪炉训练”，加强了对干部的统御与管理，对以后维护其统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
1942年，为了渡过经济难关，阎锡山提出了“对内扩大生产，充裕物资，稳定物价；对外深沟高垒，严密经济封锁，抵抗敌人经济侵略”的“新经济政策”。
阎锡山说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使人生活的物质，合理满足”。为达到这个目的，阎锡山提出只有首先从“自给自足”入手，才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因此，必须实行计划生产，加大生产；取消浪费，节约消耗；管制物品不准自由转移，即所谓不叫什么东西进村，什么东西进不了村，不叫什么东西出村，什么东西出不了村；统制商业，未经许可，不准自由买卖，不准抬高物价等等。
那么，如何实现上述措施？阎锡山根据战时形势提出实施新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经济化”，即以政治权力管理经济，所有计划生产，节约消费，配给物品，统制商业，都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
阎锡山提出新经济必须建立在如下四项原则的基础之上：
其一，生活生产战斗合一。阎锡山说：“我的新经济是战斗的，适应国防需要”。为此，人民生活要战斗化，生产要配合战斗，适应战斗的需要。战斗训练，寓于生活、生产之中，战斗技术要生长于生活、生产之中，人力、物力、财力，要集中运用，为了抗战，合乎抗战。
其二，人人劳动生产。阎锡山提出：“劳动才能富裕生活，生产才能增加物力。不劳动，不生产，在个人说是个废人；在国家说是个赘疣”。因而，应当人人劳动，人人生产。反之，如果有劳动能力，而规避劳动者，则要受相当处罚。这既是“维护劳动者利益”，“鼓励人人劳动”，“废除不劳而获剥削制度”，也是实现“自给自足”的途径。
其三，合作互助。即把生产、供销、信用、交通等各种业务，统统配合在一个部门内经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取消营利主义商业行为的目的。
其四，计划管理。阎锡山提出“新经济制度是管理经济”。因为，新经济担负着对内管制物价，对外防御经济侵略的双重任务，因而，不能自由放任，任其散漫，必须进行有计划的管理。
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1942年11月，阎锡山在克难坡成立了“山西省经济管理局”，作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总管理机构，自兼局长，赵承绶任主任委员，王尊光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山西省经济管理局下设一室、五处、一社，即办公室、合作事业管理处、互助事业管理处、工商管理处、粮食调节处、铁业管理处、运输合作总社。该局的职权范围较广，除接管太原绥署第一室及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所属单位及厂矿外，还新增设了30多个厂社，基本上将辖区内所属经营生产单位全部置于其领导之下。在吉县、乡宁、大宁、隰县等10县成立县经济管理局，由阎的首脑部门派高级干部亲赴各县主持。
一、“克难”求存（6）
管理机构设全之后，阎锡山便大张旗鼓地开始实施。
首先，要求人人劳动，发展生产。要实现“自给自足”，首先须把发展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因此，阎锡山规定每人每天劳动12小时（抗战劳动4小时，生活劳动8小时）。“凡在劳动年龄以内能劳动而不劳动者严予惩罚，强制其劳动。”同组社员，集体劳动，互相保证，完成生产任务。
为促进生产劳动的开展，阎锡山发动其官兵和干部家属一律参加生产劳动。
此外，阎锡山还根据生产行业成立专业小组，如耕作小组、纺织小组等。通过专业化协作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尽管阎锡山实行经济合作，带有强迫劳动的成分，但是，客观上使有劳动能力者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无疑对生产是有利的。
其次，要求废除私商，化商为工。阎锡山认为物价波动，社会不安，全系私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播弄所致。因此他说“稳定物价非取消私商不可”。后阎又提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交换和消费，取消私商，消除中间剥削，统一管理市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
在废除私商的过程中，阎锡山采取如下几个步骤：
（一）分行合组。按同一地方、同一物品、一个商号、一个价钱的原则，将各商号按业分行。人口较多、商业繁盛的县份，分为8行；人口较少、商业不繁的县份，分为4行。
（二）登记接收。将各县的私商全部进行登记，接收其货物。接收的具体办法为：按商品质量及销路情况，分为热销、冷滞、残品三类，进行定价。热销货按账面10成或9折计价。冷滞品根据程度，按5—8折计价。残品按残损程度计价，愿作价的，即时折价，一个月内付清货款；不愿折价的，采取代销办法，议价代销，何时销出，何时付款，抽收2％的代销费。仅此一项共接收价值5万余元的货物，并从*取万余元的利润。
（三）化商为工。私商的货物被接收后，其固定资产，包括用具和店址在内，也一律归公借用，然后再陆续归还；人员也归公选用，除一部留用被委以“商官”，从事合作社的业务工作外，大部编为各业生产小组，从事生产劳动。这样，就将在流通领域从事商品经营的私商人员，转移到生产领域，实现了化商为工。
通过上述措施，阎锡山将晋西23县（多不完整）6800余私商，强行废除。这样一来，使许多私商无以为生，甚至有的商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事实上，造成物价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私商。尽管阎锡山废除了私商，但是，晋西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恰恰证明阎锡山废除私商的做法是有悖于经济法则的。
第三，要求合作供销，垄断市场。1943年春，阎锡山将各县经济管理局，一律改组为县合作供销社，统制商业，管理市场。
由于私商的废除，各县合作供销社自然而然地全面控制了市场。首先通过负责商品流通的便利条件，垄断了零售市场。并通过商品类别，分设棉布、百货、杂货、副食、文具等门市部，垄断了零售贸易。接着，与粮食调节处结合，控制了粮食市场。又与平价购销处结合，垄断了采购批发业务。此外，合作供销社还开食堂、旅店、澡堂、理发店、照相馆等，将服务性行业也包揽了。 。。
一、“克难”求存（7）
随着合作供销社业务的扩大，在县以下较大的村镇，设置合作供销分社，按村镇市场的供需情况，分设若干专业门市部，或一个综合门市部，控制乡村零售贸易，并管理乡村服务行业。
不仅如此，合作供销社还通过供销业务，控制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合作供销社专门设置手工业生产管理社，负责管理各种手工业生产，从生产到产品的销售均置于其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