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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2）
西南联大教室旧址
刘文典曾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用这一段话来作为刘文典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注解应当比较恰当。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这种“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对于此书，刘文典十分自负，他曾经表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标准：“前人教释此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意思就是说，自己写作此书的要求非常严格，言必有据，是正宗的学问。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确也做到了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得陈寅恪盛誉，时人遂以“庄子专家”称之。本就狂傲不羁的刘文典更是自信满怀，每逢上《庄子》课时，刘文典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他还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馀半个是冯友兰。”
现在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刘文典会“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视为应尽之责”？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联系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时的一段演讲。在谈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刘文典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而对于研究国学的意义和目的，刘文典补充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如此看来，刘文典是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把庄子研究作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论刘文典立论正确与否，单只这种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精神，确是让人由衷钦佩的，至少，这种立场比之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于对国学的这种态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课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测，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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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1）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被目之为一大怪人。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他说：“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对于时人评价他的“怪”、“狂傲”，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甚至以此来标榜。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许多我们目之为“怪”、“狂”的言行举止，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能更清楚地折射出刘文典这个魏晋式人物的风度。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更有意思的是刘文典讲《红楼梦》。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刘文典的讲座由原计划中的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文典高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最让人觉其“怪”和“狂傲”的举止是他对新文学创作的态度。由于刘文典认为国学才是民族精神复兴的工具，只有在国学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刘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与此相应，在西南联大他也从来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们放在眼里。出于这种态度，刘文典对在西南联大讲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刘文典将攻击的目标对准沈从文这个老实人，当然有点不厚道，但他表里如一的态度却也甚为有趣。在一次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的讨论提升沈从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其他人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然后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不知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什么时候又成为他的学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入刘文典的法眼，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刘文典就表示他“十二万分”的佩服。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刘文典对国学和新文学的态度。抗战时期，由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日军轰炸机能随意出动。为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说：“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紧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刘文典平素藐视的教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碰巧与他擦肩而过，刘文典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面露不悦之色转身呵斥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干吗跑啊？”沈从文回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便也懒得跟他计较，但却也是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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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2）
以上面一些轶事观之，刘文典被时人目之为“怪”、“狂傲”，评语相当精当。从他的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魏晋人物的风采。但是在刘文典的“怪”和“狂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荡荡”。对朱自清、沈从文等刘文典并没有什么私人过节，对陈寅恪他也不见得有什么私谊，然刘文典以他的“学问”标准衡定轻重，决定亲疏，他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却也能见出其可爱处。而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中，刘文典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则尤显得可贵。
刘文典小传
刘文典（1889—1958），著名教授、学者。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
刘文典幼年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居日本期间，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纲领。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生涯，直至终老。
从1916年开始，刘文典就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1927年夏，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积极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第二年，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1928年11月，因当面顶撞蒋介石，他险遭枪毙，后被释放。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