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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个可以想象的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如今，大坝已近完工，而且我们到来的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而当初那些供管理者居住的小区，将改造成度假村。他们希望，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一座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它拥有一个新镇的崭新，却又有着不属于年轻的萧条。镇机关背后是一座丘陵，前面则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到来。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做“太平石”，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一位本地的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正对着我的是18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它们是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3点，阳光依旧灿烂，打在水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像是海市蜃楼，那是从下游迁来的秭归县城。
我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
现在，我看到它画卷般的美丽和平静，却不知道其下隐含的更多情绪，旅行刚刚开始。
巴东县城（1）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那艘快艇上布满了俄文字母，似乎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腾腾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7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但一直到8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9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船运公司对旅客人数估计不足，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前往巴东或巫山的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涌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一个人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抱怨，她嘟囔着说话，让人听不清，年轻的情侣则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因为有的旅客从早晨6点就开始等车。
其中一位老人家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50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他呼喊的声音最大，当调度员躲开后，他的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那个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当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这一瞬间，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上了船。我一直在那套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坐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沈殿霞与董骠的吵吵嚷嚷，他们算得上香港黄金年代的象征了，如今都已逝去。20世纪80年代的港产片，仍在为2008年的满脸倦意的乘客们打发时光。
西陵峡在我半梦半醒间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了30年的迟钝，如今似乎也未醒来。我猜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游移不定了，难以在用千年衡量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变化。
从宜昌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的快艇行程，来到巴东县。在长达600公里的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不像秭归、巫山、奉节、丰都那样负有盛名，它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将近1 500年的历史没给巴东留下太多的遗迹，不过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而且都机智诙谐。
在数不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奸佞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上的记载往往简单乏味。关于寇准，一本关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巴东县城（2）
当我们抵达巴东码头时，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在船码头上要把头仰起60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知道，如果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12层高的建筑，三颗星的标志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喧闹之地。这座40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这幢7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本地著名的紧邻政府大楼、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县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稍后，我就发现丹阳的名字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阳，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我们这儿的传奇人物，算得上是首富。”一位本地人对我说。按照这位当地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的，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述说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19世纪末匹兹堡的安德鲁·卡耐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或者过去3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富人们，都有着类似之处。
巴东的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13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其实并不老，它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只是更旧更脏些。严格来说，它仍应是一座新县城。更老的那一座如今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已被淹没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因为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练习他的游击战术。
而我现在踩着的路面是巴东政府第一次建设的新城，它只是向上移了一些。但很快，决策者发现，这块地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于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果断却草率地做出决策，对成本忽略不计。那座修了不久的7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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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气球的小余
我是在政府大楼对面的小餐馆里碰到卖气球的小余的。
一开始，我注意到的不是小余，而是他手里的气球。进了一家叫金字山的饭馆后，他的左手一松，那些气球就都顶在房顶，把它们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无精打采地垂下来。一个小时前，我在巴东新县城的广场上，看到几个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不过都是我们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都给人一种一望可知的廉价感，不过它倒与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粗鄙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而唇上柔软、随意的黑胡子。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是因为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他们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和朋友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秭归的家中过年。傍晚7点，他准时到了我们的酒店—县城里唯一一家三星级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里要了一个包间，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开始听小余讲他的故事。
小余1984年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18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1 000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着各种可能性，也经常面临着各种新挑战。
除去分离废金属，他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有时找不到工作，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况且，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也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