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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收到了一张请帖：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夫人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蓬皮杜是戴高乐的接班人，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偕夫人访问中国，那次访问给蓬皮杜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她又来过中国几次，写了一本书《心潮》。她对中国很友好，中国新大使到任后，她总要把大使夫妇请到她家去，并借此机会介绍一些法国政界、经济界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与中国大使认识。我们就是在蓬皮杜夫人家里认识了蜚声中外的艺术家赵无极。
蓬皮杜夫人住在巴黎西岱岛，“西岱”在法语中是“城市”的意思，它是巴黎城的发祥地。西岱岛在塞纳河的中间，有桥与巴黎市中心相连。岛的东部是观光者必到之处——巴黎圣母院，西部是高级公寓楼，19世纪下半叶的建筑风格，大窗户、高房顶，十分气派。
我们按了一扇大木门的门铃，大门立即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的侍者为我们开了门，把我们引进了电梯。因为是老房子，建设时没有电梯，所以电梯只好装在楼梯井洞中，而且那是一部老式电梯，运转声音很响。受空间的限制，电梯很小，最多只能容纳四个人，如果上来一个大胖子，可能只能站两个人了。进入电梯后，侍者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对着我们，两手一摊，耸耸肩，说：“对不起，电梯太小了。”
随着“轰隆”一声，我们到了蓬皮杜夫人家那层楼。她家的门早已打开，一位高个子侍者在门口等候。进门是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现代派油画。我们到得较早，蓬皮杜夫人带着我们欣赏她的藏画。走廊尽头的墙上，一幅巨幅油画独领风骚。油画的基调是蓝色，深浅不同的蓝色组成一幅壮丽的画面，如风在疾走，如水在涌动，在观看者的心中激起一股冲动。蓬皮杜夫人对我们说：“这是赵无极画的。”
客厅的墙上也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抽象画。由此可见，蓬皮杜夫人对抽象派画家的偏爱。赵无极成为她家的座上客自然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坐下不久，听到门口一位法国女士“叽里呱啦”讲话的声音，原来是赵无极和他的法国夫人弗朗索瓦兹来了。赵无极的个子不高，一头白发，谈吐举止十分随和，和我们想象的那种留长发、不拘小节的抽象派画家完全不一样。
蓬皮杜夫人家的客厅不大，一张长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只能坐五个人。我们和赵无极坐在长沙发上，弗朗索瓦兹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其他客人，包括前总理巴拉杜尔，都坐在椅子上。
我们从小接触的油画都是写实的。而中国画上，大多有诗词解释，或抒发画家的报国胸怀，或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或陶醉于田园生活的乐趣，或隐喻怀才不遇的惆怅。从画上的题词中，大体上能了解画的主题。我们最早接触抽象画，是在1971年，刚到纽约工作不久，一位美国朋友好心请我们参观现代博物馆，目的大概是想让我们了解美国社会的各方面吧。博物馆内的绘画大多是抽象派的。在一个大厅里，墙上挂的全是方块、圆圈、三角形等图案，我们看了觉得莫名其妙，心想这大概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用画笔说话的人（2）
在赵无极这么一位大师面前，我们很想知道他画的画有什么寓意。于是我问他：“您画的画有主题吗？走廊里那张画是什么意思？”赵无极对我这种幼稚的问题，显得很无奈。我想可能有很多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后来与他熟了，我们还想“启发”他，有时指着一幅画问他：“这是不是一棵枯树？”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他怕我们不懂得他的意思，匆忙补充说：“你们看了觉得像什么就是什么。”
弗朗索瓦兹是一位热情、心直口快的美术史学者。她告诉我们：“无极是凭灵感作画，表达他内在的自由。他在开始绘画前并没有一定的想法，直到站在画布前，产生了灵感，拿起画笔即兴作画。”赵无极也坦率地说：“每幅画都要找个主题，很麻烦。”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向观众介绍他的画，画本身就足以表达他的想法。他实践了法国著名的“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一句名言。马蒂斯曾说：“您想画画？那就先割掉您的舌头，因为从此您只能用笔来表达。”赵无极则认为，一幅画并不需要注解，而应直接打动观众，应该传递感情。大师言简意赅的回答，给了我们一把通向另一种艺术世界的钥匙。原来欣赏抽象画时，应该感受它的空间、光线和色彩，与画家的感情引起共鸣，被画家的激情感动。
许多世界级的名画家生前都不被人理解，作品卖不出去，生活潦倒。稍微幸运些的，像莫奈，开始时也是步履维艰。比起他们来，赵无极是幸运的，他很早就得到了承认，在法国的美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说，他的艺术道路并不坎坷，但是他成才的道路同样充满艰辛。
弗朗索瓦兹告诉我们，赵无极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就到画室画画。一个人在那里待上一天。这时谁都不能打扰他，画室里只放古典音乐。除了中午简单地吃些东西之外，他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左右。
赵无极曾热情地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我们沿着狭窄的小楼梯走到二层楼。这是一间约60平方米的房间，对着楼梯是一张长沙发和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画册。书架旁是朝庭院开的小窗。另一头是很大的空间，两旁竖着大小不一的画框，是根据画家要求的尺寸做的。画室的窗开在房顶上，北边射来的光线柔和、均匀地射在画布上。画室临街一面是一堵水泥墙，这堵墙把画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了，画家在此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不必受门铃声惊扰。
我们和画家夫妇坐在长沙发上，一边喝着香喷喷的咖啡，一边聊天。我发现，赵无极坐在自己的画室里，显得非常惬意、自在。这毕竟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他的“世外桃源”。从1959年买下这幢小楼后，他就一直居住在这里。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画室里度过。他的喜怒哀乐在这里倾诉，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也在这里表达。
他也有苦恼的时候。有时候画了一幅画，怎么看，总不满意，找不到感觉。只好停笔，“乱涂些别的玩意儿”。对有些画，则要不断地修改，甚至销毁，重新开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这间画室里挥毫，虽然经济上相当宽裕，但仍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画面大时，他要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或趴在地上作画。有一次，在审视自己劳动成果时，他居然忘了自己还站在梯子上，退后一步，想看得清楚些，结果一脚踩空，重重地跌到了地上。还有更严重的，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地从二楼摔到一楼，“把胳膊摔断了”。说到这里，赵无极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
用画笔说话的人（3）
老人亲自搬动硕大的油画，让我们欣赏他近期的作品。我们完全是“门外汉”，难以说出他的作品好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感觉到他的画是“活”的，在“动”。
我问赵无极：“你画了这么多画，哪一幅是你最满意的？”他面有难色地回答：“不知道。”“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他经常用来回答我们这些人幼稚的提问的。对他来说，他没有满意的时候，只有不断地创新，争取下一幅画得比上一幅更好。
对赵无极来说，绘画是唯一的乐趣，除了画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在国外旅行，他最想念的也是他在巴黎的画室。弗朗索瓦兹抱怨说：“每次在国外旅行，时间一长，他就待不住了，吵着要回来。”赵无极平静地说：“是嘛，在外面没有办法画，我一天不画就不舒服。”直到现在；85岁的高龄，他仍不肯放下画笔，他自信：“要画画，永远不会太老。”
20世纪80年代时，赵无极在欧美已经相当有名，这时他特别思念故乡，思念他的母校——杭州美术专科学校（后改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那虽然只是个“专科学校”，却是名师聚集、人才辈出的艺术圣殿。1935年，赵无极才14岁，就离家来到西子湖畔，在湖光山色间学习绘画，吴大羽、林风眠是他的恩师。从此，画笔伴随他度过了青年、中年直至老年。杭州美专的启蒙教育对他艺术上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在他寻求独特的风格时，自然地把某些中国画的传统和手法糅入他的油画中。
赵无极生于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他青少年时期受的是传统教育，重视忠孝仁义，讲究“报答”。虽然他早在1948年就来到法国，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耳濡目染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已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后，赵无极非常希望向祖国的青年传授他的经验，作为对故乡的报答，对祖辈的孝道。
1983年，赵无极在巴黎著名的大皇宫展览厅举办了大型个人画展，大获成功。随后，同样的画在北京展出，参观者却寥寥无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人们对外部世界还不甚了解，对现代派的艺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有的人在美术馆蹓了一圈，就跑出来了，还有些人在他的画前指指点点，猜来猜去，小声议论：“这是什么呀？是树？那是沙漠吗？看不懂。”有人干脆说：“什么玩意儿，简直什么都不像！”赵无极听到后，感到没有被自己的同胞接受，一阵孤独感涌上心头。当时他或许体验到了贺知章回乡时的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自己的出生地，他像一个“外乡人”。
1985年，赵无极回到自己的母校讲课。在浙江美院，师生们仍深受传统的和苏联油画的影响。赵无极是反对照搬传统画法的，他主张要有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当时，学生们还未摆脱临摹的做法，总想看看他是怎么画的，他却对学生们讲，这毫无益处。因此，讲课的效果并不理想。
直至1997年，赵无极的画展又一次到中国展出。开幕式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上海有学习吸纳外来文化的传统，而且此时的中国已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交流广泛，人们的眼界也开阔得多了，伴随视野的拓宽是文化包容性的增加。
用画笔说话的人（4）
赵无极的画展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参观者络绎不绝，好评如潮。
赵无极欣慰地笑了，他终于被自己的同胞接受了，他不再是“外乡人”了。但是他想的更多的是：培养年轻人，教会他们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创新。他到各地讲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探索之艰难。他不断强调要挣脱传统的束缚，但又不能忘记传统中的精华。他坦承中国书画的传统对自己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中国画的传统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保持、弘扬。但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赵无极追求的是“新”，不重复，不重复传统，也不重复自己的画。这一点和许多中国画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齐白石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