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关于传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之间徘徊不定。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残雪的新小说，你们也可以从她的博客上看到。她的语言并没有故意要去继承中国的古典，但是很明显她的语境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她很直接，她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她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过度到现代文化的一个过程，残雪正视了这个过程，她没有绕圈子。
鲤：那你怎么看待格非呢，他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出来以后，对他的评价就一直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AT：格非的这两部小说都很传统，传统到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他其实始终在回避问题，他采取欲言又止的口吻在所有的小说里打着隐喻。他的故事背后总是有个过分庞大的东西在操控一切，他的故事，他的情绪，就都被这个庞大的东西给扼杀了。
我记得在第五届新概念颁奖的时候格非说，写作是要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他很在意他站在一个谁的立场上，一个怎么样的立场上，可是偏偏他从来没有站在过他自己的立场上。
鲤：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或许也喜欢过格非他们这一批作家。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也肯定是受到过先锋派的影响的，因为先锋派讲故事的语言色彩与过去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苏童的阴冷，格非的恍惚，都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如果说先锋派是一段歧路的话，那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不够歧。
AT：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阿城，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真实。他写的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他写的不是时代，所谓抒写时代的小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在这背后，总好像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纵。比如说他在棋王里选择的这个主题，他是有意地偏离开大问题的，而是只谈棋和吃。时代造就了他的饥饿，但是他却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喜怒哀乐没有被时代填满和左右。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潜意识里，他们始终想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遗弃掉，于是就会选择一个相似的立场去反抗它。
张：你说到了反抗，其实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与反抗有关的。我觉得他们这代作家其实是非常自恋的，这种自恋是他们始终沉迷于那个过去的辉煌时代，他们在怀念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在怀念当时他们的反抗情绪。*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反抗的思维模式，就像一把锉刀。而随后，这个时代慢慢进入了市场化，他们就开始找不着北了，政府和老百姓都栓在一根绳子上忙着挣钱，他们如果再反抗就要开始反抗人民了，所以他们也很迷惘，只能陷在过去的情绪里，怀念，止步不前，有不少人因此而选择了搁笔。作为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我们应该是要向前看的，他们看不到未来，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也就不带他们一起玩了。
鲤：可是自恋这个词语常常是被用来形容现在我们的这样的年轻人的。
张：如果我们的自恋，能够不作为一种逃避和抵抗的姿态，而是与自己的天性相通，那就没有什么，所有的人都是自恋的。但是如果这种自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抵抗与逃避外在世界，是不再成长，不再有希望，并且用嘲讽作为盾牌，那么肯定是不对的，而这种自恋并非出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却恰恰出现在经历过*的他们那代人身上。我最近看日本80后那本被骂得很凶的《裂舌》，那简直就是自恋发展的极端，但我还是喜欢那个小说。它的好处在于，它自始至终不是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极其自然，那就是它的存在，它是自足的。
鲤编辑部最后想说的话：
在这次沙龙的文章里，有作者提到一句话，他说：“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
这句话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激动，很想说，对，就是这样的！但是转过头去想想，又有点难过。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所存在的作家们，如今他们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而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作家，会大声地说出，他们的精神导师是他们那上一代人中的一个。我们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从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觉得，如若有这样的精神导师存在，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需要。
现在想来，我们不需要从他们那儿感受到怕，恐惧，抗拒，我们需要的是爱，真实，希望，以及更多的未来。很遗憾，这一切没有在他们那代人身上实现，所以，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我们要去描述的世界不再是这样的。
伤痕图腾
文/Waits
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紧接着，他们以为在“星星的弹孔中”，仍将能“流出血红的黎明”，然而没有，随后就是流亡、沉寂，或消失，或转型，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能说出这番话的诗人和作家，能按照这样的肯定性精神去创作的诗人和作家，即便最终酗酒而死，用猎枪射穿自己脑袋而死，或精神疯狂而死，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热爱食指和顾城胜过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因为这两位是那个贫困时代里真正曾诉诸爱、同情、希望等人类光荣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人，在一个诗人赖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现实生活中，他们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却恐惧，呈现给我们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虽然那世界还不够广大。
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怀疑和否定达到不朽，就像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暴力和性器官来达到不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颂扬高贵、德行和智慧，并对人性的肮脏和邪恶保持沉默，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从古希腊到先秦，从荷马的英雄礼赞到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苏格拉底谈论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传里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古典作家懂得，唯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而作为我们父辈的那批中国作家，多数只知道通过反抗和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速成，这之间的差距，又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政治境遇使然，作为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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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情事老来悲（1）
文/小米
能够被一辈辈的少年反复临摹的故事，它讲述的体验虽然是个人化的、独特的、带有时代特征的，但它的主题已不属于个人——所有实现了从个体经验到群体经验的跨越的文艺作品都并非盲目，往往内含真理。
就象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被欲望焚烧得难以入睡的十四、五岁的少年独自爬上泳池的高台跳水板，他纵身一跃，随后溅起的每一滴血都带上了他的痛感，向人们扑面而来。那时他的故事只属于他自己；后来，有人用这个素材写了小说，再后来，有人拍了电影；再再后来，某个午后，腻味了网络游戏、不想看好莱坞大片、也不知要做点什么打发时间的“某零后”少年无意间点击网络上的“下载”和“观看”，这疼痛将又一次直击他的心脏——成长之痛，远甚于第一次被拔牙。
青春期是一次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昨天的少年们都有体会。
一九九五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国内公映，成为当年票房冠军。十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