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的方式掌控自己个人生活的权利。尊重人也使得我们每个人承认其他人的主体性或者人性，并且不把别人仅仅当作一个物体。这与两个条件是符合的：（a）自由和自愿参与；（b）互相承认艾伦。 戈德曼所提出的主体性，即作为合乎情理的性伦理观的必要条件的主体性。
因为尊重个人自由和尊重人性是尊重人这一原则的必要因素，基于这种认
识， 可以进一步提出对性伦理合乎情理
的描述将证明对强迫和欺骗的谴责是有
男： 共度良宵怎么样？ 道理的。按照托马斯。 梅普斯（Thomas
我是单身。 女：他诚实吗？ Mappes） 的观点，强迫和欺骗是对别人
进行性操纵的主要方法。欺骗包括说谎
和隐瞒相关信息，从而干扰理性决策、
妨碍个人自由。
举个常见的例子：约翰意识到珍妮只
有在明确俩人会结婚才同意发生性关系。
约翰并不想与珍妮结婚，可是他为了与珍
妮发生性关系对她说想跟她结婚。
强迫包括两种基本形式：运用物理
有欺骗时就没有真正的同意
力量强迫或者威胁说要伤害对方。两种形式都忽视了别人也是人，把别人当作物体来对待了。如我们已讨论过的，暴力*是最明显、最野蛮的*待。作为一种强迫的方式，*运用物理力量最强烈地“物化”了受害者。受害者就好像是一个物体一样任由*者摆布，没有任何一种出于人的本性的性行为是这样的，这是对受害者人格的暴力侵害。威胁方式的强迫也能用威胁使被害人屈从，从而使其并非自愿地表示同意。威胁伤害既可以是威胁要伤害对方身体，也可以是威胁要损害对方的名誉。在尊重人的原则下，涉及到欺骗和强迫的互相尊重不允许强迫性行为侵犯了自由、损害了人性，因此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
对性伦理合乎情理的描述植根于尊重人这一普遍道德准则，允许我们对为什么在性方面利用别人是不道德的这一问题做出判断。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这种性伦理需要自愿的同意和尊重性活动中另一个参与者的人性。从反面意义上来说，这种性伦理需要没有欺骗和强迫，以便在性活动中防止操纵和剥削。
结论
尊重自由和尊重人性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性伦理的两个最低条件。在性活动中，没有自由地同意和缺少对对方主体性的相互认可，仅仅出于自身的理由是无法获得道德许可的。欺骗和强迫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即使被害者自己表示同意或者获得了性*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无论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否认为婚外性行为或者没有爱的性行为必然是罪恶的或者错误的，这两个条件都是合乎情理的性伦理的基本成分。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本讲所讨论的主要是最低道德标准，我们试图探寻什么是道德上允许的和什么是道德上不允许的。需要说明，即使一件事是道德上允许的，也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得那么做。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决定是否以某种方式行为——比如说进行无爱的性行为——的时候，除了达到道德底线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这种形式的性行为是不是值得的或者有价值的，并因此从道德上来说是可取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需要弄清楚几个问题，比如“什么样的性关系更能使人满足？”，“人类幸福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有趣并富有挑战的问题。你可以在本书其他相关部分中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本讲我们将讨论三个关于友谊的问题：
1．我
们应该如何帮助朋友？
2．有
可能和坏人交朋友吗？
3．告
发朋友是错误的吗？
在讨论第一问题时，我们将比较根据道德准则给予帮助和忠于我们的作为独特个体的朋友这两者之间的价值。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先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三种友谊。最后，我们将探讨对于一个品行不端的朋友我们该忠实和负责到什么程度，并参照甘地、乔治。 奥威尔（George Orwell） 和孔子的评论。
引言
在我们教育的各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孝子孝女、一个模范公民、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员工。但没有人教给我们友谊的意义和重要性，或者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朋友。很奇怪，友谊几乎是学校课程中最少被研究和讨论的话题。了解友谊真的那么不重要吗？也许，有一点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不重视研究友谊，那就是中国人往往认为，友谊的发展前景要么就是偶然的，那么就是注定的。人们普遍认为，友谊是否会结出果实，与我们有多努力或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无关。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点运气，要做的就是等着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真没什么好担心的，也没什么好做的。下面，我们考虑一下这三个关于友谊的问题：
在友谊之中，我们究竟忠诚于什么？友谊是否仅仅是表现得友好、乐于帮助他人？
与坏人交朋友是不道德的吗？
告发这样的朋友是错误的吗？
作为对人忠诚的友谊（1）
如果被问到是否知道友谊是什么或者如何交朋友，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知
道。既然我们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都交了一些朋友，并在其中付出了努力，我们怎么可能对友谊不甚了解呢？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说的就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你的人就是真朋友。因此友谊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提供帮助，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已经很好了！这不可能有错，因为乐于助人一直以来都是好品质。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抓住了友谊的本质？看看下面这段父子对话：
儿子：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朋友？
父亲：可能在朋友眼中我一直都乐于助人。
儿子：我也乐于助人，也帮助过不少我认为可以当作朋友的人，但结果我没
有几个亲密朋友。
如果友谊仅仅是提供帮助、对朋友有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最终没有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么多朋友？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这些表面上友好的助人之举背后的倾向。不是怀疑这些助人者的真诚，而是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我提供帮助，因为大家都说助人是一件善事。
我提供帮助，因为我的朋友在此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
遵从道德原则还是帮助朋友
如果我们的助人行动是基于第一种倾向，我们也许是出于真诚和好意，因此会得到道德上的嘉许。无疑这是友好的举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举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友谊起作用？问题是，在这种思想背后是一种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莲。 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 说的“对于抽象道德准则的忠诚”，而不是“对于人的忠诚”。在忠于抽象道德准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尽可能友好并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假设这就是大多数道德准则赞同的做法）。但问题是，我们可能是基于一般化的规则去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遵从了一些外在的指令（例如，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而提供帮助者也许仅仅是通过遵守一些公认的道德准则来完成道德行为，而不是真正地帮助某个独特的、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人。然而，从接受帮助的一方来看，对方是否是基于对他们提出的实际的需求以及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来提供帮助，这一点意义重大。
无疑，接受帮助肯定是令人受益的事。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在意自己到底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个，还是被朋友看做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当然，我们不会怨恨那些对所有人都友好的朋友，但我们肯定不会把这样的人看做亲密朋友。在真正的友谊中我们寻求的关注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对于某个独特个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个体独特的“需要、渴望、自我认同、历史，以及涉及独特个体的方方面面”。
在忠于一段友谊这个新的信念下，不再是盲目遵从某种教导我们好好做事、好好待人的一般规则。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朋友当成拥有独特的背景、兴趣和问题的独特个体来给予独特的关注。表示我们的关心和关注的方法，不只是遵从一般的、机械化的“助人”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每个具体的事件中作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我们的朋友的特别的需要、兴趣和价值观”。简言之，真正的友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你的朋友根据你是谁、你们共同经历了什么、什么是你的最大利益，来为你做事，而不是仅仅遵守一般道德原则。根据这种理解，有两点对于“忠于人”是很重要的：
作为对人忠诚的友谊（2）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要想发展并最终转化成真正的友谊，我们到底多慷慨、多友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对方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欣赏（虽然不是共享）对方的价值观和兴趣。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如何能针对一个独特的人来行动或表示关心呢？与朋友相处，重要的不是你是否能借给他钱或帮他通过考试，而是你是否愿意认真倾听并理解和欣赏他的职业发展、价值观、生活方式。
第二，给朋友提供利益或帮助并不是我们关心朋友的最好的方式。支持和帮助，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如果时机不当，可能会损害友谊。即使我们非常在乎朋友，也不是对所有的朋友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该同样地行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是要取决于某个朋友的独特的需要、价值观和目标。也许大多数时候，我们及时的帮助会得到朋友的感激并有利于友谊发展。然而，我们的热心也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真正的友谊，或者对一个人真正的忠诚要求我们判断何时该借他钱，何时该不予理睬；何时帮他成功，何时看着他跌倒；何时为他牺牲，何时放手不管。
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例子
在乔治。 奥威尔不太出名的一本小说《让叶兰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中，描述了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一段艰辛的友谊。故事的背景是20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高尔顿是一个有些文学天才的年轻人，他本可以轻松地得到
* 1997 年拍成电影，电影的名字被译为《人望低处》。——译者注
一家广告公司的很好的职位。但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高贵的诗人而非一般的广告人。所以他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开始了清贫的生活，在一家二手商品店当店员（每月只有两英镑工资）。原因是：他要发动一场针对金钱的战争，要远离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生活。最后他发现以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他过体面的生活。当高尔顿为自己那贫民区的房租发愁时，拉弗尔斯顿正舒适地住在位于丽根公园附近的四室公
寓中。
高尔顿最大的问题是他英勇的“选择”：那个每月两英镑的工作既没有给他
带来尊严也没有让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