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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吃饭的时候，王家玉依然仰面躺在校长室里那张窄窄的病床上。两个多月来，大多数时间他就是这样，呆望着天花板。
“我总在想，我已经67岁了，身体不好，有病，如果不行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啊？”
2003年以前，学校所有的经费来源，就是王家玉的工厂。从2003年起，王家玉的工厂已经没有一分钱进帐，社会捐赠，目前还剩余四十万元。目前学校有部分孩子，纳入低保，每月有二万元左右收入，然而孩子们生活、学习和基本医疗，最最节省，至少要花去四万元。这样，40万的捐款，只能维持不到两年。两年后，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直到今天，王家玉的孤儿院，仍然是达不到合法办学资格的黑户，也就是一旦王家玉支撑不下去了，很难说什么组织或个人，愿意继续扛起这个巨大的负担。
对王家玉自己而言，是心太软，一步步把自己带到了今天的境况。可是，流浪猫，流浪狗都有人去管，看着活生生的孩子，不管，真是不忍。既然是自己的选择，王家玉希望自己一直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工厂再办起来，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
之前，一直用来养活孤儿们的钱，是王家玉生产销售骨灰盒的收入。可是现在，骨灰盒积压了一万三千只半成品，仓库和殡仪馆仓库还有好几千只成品，都卖不出去。因为档次低了，可是他没有资金更新改造生产设备。
继续靠生产骨灰盒来养活孩子们，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因为爱心，而接受这份微薄收入的教师，在日益困窘的现状面前，开始选择离开。师资队伍的不稳定，让捉襟见肘的孤儿院，更加举步维艰，无奈之下，王家玉甚至把目光投向了开始长大的孩子。
他选择了6个孩子，让他们学习管理，培养他们。期待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能够接过他肩上的重担。
到人和中学，是第二天的中午。孤儿院里读初中、高中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读高中的只有一个，上高一，据说成绩不错。然而我们要寻访的，是一个名叫张军龙的初二学生。王家玉相中了他，作为孤儿院的接班人。
我们在纷乱的校园中看到了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张军龙。他活跃健康，甚至英气勃勃。他知道人们传说中的事情，可是，他无法承诺。
“我还在上学。以后的事，我不知道。”
孤儿院（4）
214个孩子，还有王家玉，究竟该有怎样的结局？有人说，王家玉精神可嘉，但个人无法承担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良心。“超能力”的爱心，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残局。
又有人说：没有王家玉，无家可归的孩子依然存在，只不过大家视而不见。挑起整个社会道义与良知的王家玉，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
自始至终；王家玉没有权衡。所有流浪着的孩子，都让他心有不忍。
我在河的这边，王家玉站在河对岸孤儿学校的门口，左手扶着伤痛的腰，右手朝我挥着。一帮孩子簇拥在他的身后，一样地，拼命朝我挥手。
一条河，像一条鸿沟，隔着他们与我们。他们，成为鲜为人知的一群。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全被隔在了河的另一岸。走出来，是他们全部的梦想。
车子启动。一转眼，河对岸的那一群，陡然消失在校舍的拐角。
宏雅的微笑（1）
在电视上，慈善组织举办一个晚会。我看到魏宏雅，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年轻女孩。她在向黑压压的人群鞠躬，她的脸上带着笑容，慌乱而且胆怯。我心里一阵刺痛。想去看她。
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从中华门乘车到江宁，再坐马自达到铜山镇。魏宏雅的家是一间简朴干净的平房。几乎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
“等过了元宵节，送小雅去医院了，再打听有没人要这房子。”
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回到南京，连续一个星期，我心里沉甸甸的，放不下她。
1999年2月21日，大年初六。我又来了，看她，送书给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她告诉我，镇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厅，春节，爸妈终于同意让表哥带着她见识了一下；她还说，知道她爱读书，有好多朋友借书给她，《巴黎圣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地描写着巴黎的建筑，烦死了。她说她喜欢《简爱》，可是只读了一半，妈妈不让读，说不是好书，就还了。她现在仍然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母亲还是不让她出去乱跑，以前是想让她在家看书学习，现在是怕外面细菌太多。她笑着：“其实我也不爱出来玩，在家看书就最开心了。”她写了许多小短文，挑了些给我看，还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来。
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坐在镇门口的大草坪上，我们聊天。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宏雅说，“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分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我在想，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所有的家人失望。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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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2）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高中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宏雅拼命挣扎着，活下去，是她的责任。可是家里已经山穷水尽。
回到报社，我写了《白血病女孩眼中的世界》发在《周末》。
有人给宏雅捐钱。断断续续，并不多。有一天，一位叫李骏的先生找我，让我陪他去看宏雅。他用报纸包着11万元，给她治病。他不肯让我告诉宏雅他的名字。宏雅一直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的生意亏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现在的他，正从头做起。我不能帮他什么，我只能为他祝福。我感激他，永远会记得他，因为他，宏雅终于可以住进医院。
我去医院看宏雅。宏雅带着我送她的书，宏雅一定要把我送进电梯。她快乐地笑着。我们一起看到了希望。
宏雅给我写信。信纸是印着蓝花的长格纸。她把信纸叠成“千纸鹤”，她在信上讲她正在化疗，头发掉了。她不能出来，也不想见到别人。她说等过一阵子，治好了，出院了，想来报社，她对报社好奇。
两个多月后，同事说外面有人找我。是宏雅，她朝我笑着。带她到报社的每一个部门去参观。她甜甜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快乐像要从脸上飞起来。她坐在我的坐位上，怯怯地动着“鼠标”，她说等病好了，也上网，也申请一个自己的电子信箱。“到时候，你告诉我你的QQ，我们网上聊天。”宏雅笑着说。
宏雅给我写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用快乐的声音跟我谈她最近看到的小说。
一年多时间，我们断断续续地交往。这一年多，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医院。后来，钱不多了。她只能换一家医院。
宏雅的父亲找我，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我不敢再给宏雅打电话，甚至不敢在心里碰到她。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一个人力量的渺小。我知道她在挣扎着，可是没有手伸给她。她滑下去。
2000年11月9日，宏雅忽然给我打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她回家了，回到家舒服多了。她叽叽咕咕地说着、笑着，感觉不到生病的样子。
她已经回家了。她不再治疗了。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握着话筒，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
2000年11月19日零时55分，宏雅走了，走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我出差在北京。19日下午，我听到这一噩耗。
宏雅曾对我说：“死就像一把刀，一点一点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在，死神终于残忍地割断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她走了。
我不敢给宏雅的父亲打电话，我怕听到他的声音。宏雅的邻居告诉我，按照当地风俗，宏雅还是个孩子，当天就火化了。21日上午，宏雅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哭泣几乎噎住了他的声音。
他说，宏雅走了。18日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