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里。周围三四个小村的，去上学的孩子，要起得更早。
我到王家边小学的时候，是中午。偌大一个学校，只听到几声鸟儿的鸣叫，静静的，悄无声息。是午休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教室里，孩子们在睡觉，趴在桌上。
学校只有两排教室，二年级在后面一排的中间。悄悄地从窗户看过去，在这教室的第一排，有一个空座。那空座边上的一个小男孩香甜地睡着。
那是徐惠的座位。
我离开教室。校园安详平和，一簇一簇的月季花静静地开着。我坐在操场边的一块岩石上，等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远远地飞来，又远远地飞去。
下午2点15分，一声铃响，校园里一片欢腾，仿佛徒然苏醒。
陈老师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是徐惠的班主任。
“我是陈月才。”陈老师站起身，摘下眼睛上独腿的眼镜。
陈老师拿来成绩册，翻给我看：“这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徐惠语文96，数学98。是班上的前几名。”
“除了晚上回家，我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陈老师再次沉入到悲伤之中。
陈老师无言地站着。在他后面的墙上是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班学生的人数。二年级后面写着“23人”，“23”的右上角小小地写着“－1”。那是说，徐惠不在了。
“我尽量不看那个空位子，眼光扫到了，也是尽快跳过去。”陈老师说，“徐惠坐在第一排，上课的时候，她从来不回头看。”
5月9日下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孩子们跟着陈老师读一篇课文。第一排，那个座位空着。课桌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翻得边角卷翘的字典、几张午餐饭票、一只饭盆。
同学们齐声朗读着，一丝不苟，全神贯注。
在这朗朗的读书声中，我离开教室，离开学校。仅仅在几天前，徐惠还坐在他们中间，一样认真地，一样充满希望地读着她的课本。而现在，她只是学校里那张学籍卡上的，一张小小的一寸的照片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个学校，这个她天不亮就要起床赶过来的学校。4月30日那个上午，冰冷的河水将她带走。因为桥没了。
河水冰冷（3）
她的座位空着。她不再回来。
李孔友是王家边村委会的负责人。
“究竟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我问。
“这怎么说呢？既然人家已经赔了钱了，你看呢？”
他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一条9岁的娇嫩生命——85000元人民币。
“不是我们赔的，是工程队赔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农田改造是镇里统一安排的，工程队也不是我们的。”
因为“农田改造”，一个多月前，工程队“改变”了那条路，使它变成泥淖；拆了那座桥，仅仅是拆了。没有人去想，每天，有多少孩子要从这里经过。可是他们一定看到了，那么多的，来来回回的，步履艰难的孩子，涉水而过的孩子，可是谁也不会在意。桥断了已经40多天，危险每天在与孩子们擦肩而过。悲剧总是偶然，偶然永远是最好的藉口。
没有一个孩子会去想他们上学的捷径本应该平坦安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突然的道路的变化。他们多带一双雨靴，他们赤脚走过，他们不会抱怨，也不知道向谁去抱怨。他们默默承受着，直到这个“偶然的”悲剧的发生。
事情跟村里没关系。因为付了钱，事情又与工程队没关系了。每个人都心安理得，日子过去怎么过，现在还会怎么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小小的一条生命，不用多久，在现实里，人心之中，必将了无痕迹。然而，我心里的疼痛却一点点加剧，直到采访归来一周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安慰我：时代还是在进步的，为了抢救一个孩子，大多数人都会不计成本，而孩子死后，孩子父母得到的赔偿金是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多。然而，对于生命，这样的重视就足够了吗？谁都明白事先的谨慎比事后的补救更重要，更何况生命是最无可挽回的财富。然而，我们却只能在事后的态度中沾沾自喜“人道意识”的进步，这是何等的讥讽。
我，仍然不放心那座桥，那座3月份就拆除的，至今一直断着的桥。
5月9日，我和孩子们一样，沿着那条泥泞不堪的路歪歪斜斜地走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不可能相信孩子们几个月来，来来回回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那甚至已经不能叫路，满是水坑、泥泞，每一脚都会深深地陷入到污泥之中，一步一步走下去，污泥在脚上越沾越厚、越沾越重，100多米过去，两腿已是极为沉重，把泥抠掉，再走。再走，就是那凄凉悲伤的河口了，河边没有桥。
河的对岸，是一样的，看不到尽头的泥泞，泥泞的深处，是一排整齐的房屋，那便是王家边村，那村子的后面，便是徐惠天天赶过去的王家边小学。
河挡着，我在河边站着。脚下的湿漉漉的土地上散落着黑色的纸灰，那是徐惠的家人给她烧的。纸灰的边上立了一块大木牌，牌子上写着“请绕道行走”，这是徐惠用生命换来的提示牌。四下看过去，一片旷野，是更为潮湿泥泞的田地，可以绕道而行的路遥不可及。
其实，已经不会再有孩子来这里了。徐惠已经用生命告诉了人们一切。
脚下，那条徐惠跌入水中时的土坝已被河水冲得七零八落，残破的土坝上面，铺了一块木板。我蹲在木板上，把手伸进水中，河水冰凉。
徐惠就被这水冲走了，徐惠在水中挣扎的画面在我大脑中一遍又一遍放映。河水无声，一路向南。
我站起身，重新走入泥泞，回南下庄。一只鸟儿在这小河的上空转了一圈，叫着，叫着，向南飞去。是布谷鸟。
又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回到南京的一个星期，常常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常常在清晨的梦中，或者黄昏的路上，忽然就听到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不知道徐惠，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有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有没有布谷鸟飞过。
噩梦（1）
蔡刚甚至有点木讷。翻来复去只是说孩子还有10多天才12岁，命苦。说着又流下泪来。
夜黑沉沉的。12岁的涛涛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他刚刚做了个噩梦：几个人在一条冷冷的路上走着，黄羽雷和蔡杰回头对他说：“你别跟着我们了。”涛涛停下来，风带着哨子在吹。涛涛心里一抖，就醒了。醒了，就再不敢睡了。黄羽雷和蔡杰都是他的同学，天天一起玩的朋友，可是在前几天，他俩死了。和涛涛同样知道他俩死了的共有七个人，都是五年级的学生。只有他们知道，他们谁也没告诉。
蔡杰的父亲两天两夜没合眼，把整个重庆城都找遍了。他问过涛涛，涛涛说没看见。涛涛回到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一下下用拳砸着墙。妈妈就骂他：你犯神经啊！
水中的挣扎
恐怖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涛涛的大脑之中。
那是6月13日下午3点多，当天下午少上一节课，所以时光尚早。黄羽雷、蔡杰、田田、小鱼、涛涛、天天等9人便相约去长江储奇门江段戏水。他们都是重庆市渝中区某小学的学生。
脱掉衣服，“卟通”“卟通”，9个孩子一个又一个跳进江水。他们先是在浅水区玩，一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黄羽雷提议来点刺激的：我们探险吧。所谓“探险”就是大家拉成一个圈，由黄羽雷和蔡杰走在最前面，看看向前走最深能走到哪里，遇到危险，后面的人就把他们拉上来。而玩这一游戏的主角黄羽雷和蔡杰都不会游泳。第一次，除了黄羽雷假装失足之外，没有任何危险。第二次蔡杰又装了一次失足，又是安然无恙。到了第三次，大多数孩子对这一游戏已经不感兴趣了。涛涛和天天在一边打起了水仗，小鱼和另外几个孩子也已坐到了岸上，小鱼把裤子都穿好了。继续玩这一危险游戏的只有黄羽雷、蔡杰、田田和超超。
事情在一刹那间发生。黄羽雷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蔡杰的头也淹没到水中，只有头发漂在水面上，双手拚命地挣扎。田田和超超拉不动，仓皇逃到岸上。岸上的孩子喊：黄羽雷，上来吧，别闹着玩了。然而蔡杰的挣扎是真实的。会游泳的涛涛奋力扑过去，天天也过来帮忙。涛涛已经揪住了蔡杰的手，而蔡杰的头发一次、两次从天天的手中滑下去。
岸边的垂钓
小鱼不再以为他们在闹着玩了。他四处张望，10多米远的地方，分散坐着三个人，他们在钓鱼。小鱼和伟伟飞一般地奔过去。涛涛和天天还在水里拉着蔡杰。
小鱼和伟伟比划着，向一个钓鱼人说着，钓鱼人问他们那两个娃儿沉下去了没有？多长时间了？说我又不是他们的父母，就是不动身。小鱼哭了。钓鱼人终于站了起来。小鱼和伟伟又匆忙往回奔。可是那钓鱼人没有跟来。小鱼回过头，原来他只是站起来换了个鱼饵，又缓缓坐了下去。
小鱼回来的时候，涛涛和天天已经上了岸，蔡杰，还有黄羽雷，两人被江水卷走了。孩子们呆呆地坐在岸上。超超说，再试试吧，你们拉住我的两只手，我把脚尽量往水里伸，说不定他们能抓到我的脚呢。于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拉着，把超超放到了水里。可是没人来拉超超的脚。
记者是6月22日从南京赶到重庆的。涛涛陪记者又来到黄羽雷和蔡杰溺水处。那位钓鱼人还在这里钓鱼。他戴着一顶草帽，坐着，对着江水一动不动，平静地等待着鱼儿上钩。记者走过去向他问起这件事，他说：“那孩子来喊我的时候，小孩子已经沉下去了。”他同时又强调：“那里的水那样急，危险得很，我怎么能拿我的生命去冒险？”记者又问：“你有没有听到孩子向其他人呼救？”“向谁呼救？”“这边上不就有水警，修船厂也有人。”“谁会管？这里死的小孩多哩。”而当记者向水警支队曹队长问起此事时，曹队长说：“事发当天下午，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呼救，如果有人呼救，这么近的距离，是非常有可能救起来的。”离此50多米远的轮渡修船厂的王水手长也说，如果有人呼救，完全来得及施救。
噩梦（2）
因为危险，或许什么也不因为，只是不想多事，这位钓鱼人不动声色地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知道这里有着连他都害怕的危险，但他没有警告孩子们。危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却是如此可怕的平静。他换他的鱼饵，在离沉没的孩子10多米的地方等着自己的收获。他没有慌张，没有呼救，虽然水上公安局离他们这里仅仅100米，只要喊一声他们就能听到。据说，即使在惨剧发生后，他还是天天来，10天前在离他10多米的地方孩子的求救与挣扎，没有在他心中激起丝毫的涟漪。
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认为这一切与他无关。只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了10天之后，记者想拍他一张照片时，他忽然愤怒起来，站起身，厉声说着警告的话。记者离去之时，又远远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举着钓竿，又恢复了他冰冷的平静。在他的身旁，还有几位钓者，如同事发当天一样，他们一起心无旁骛地钓鱼，只是不知道那天钓鱼的另两人是不是也在其中。
冷酷的决定
吞下两个孩子，江面与往常一样平静。对着江面，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