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1)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2)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页)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第18页)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见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以王崇武来说,就读北大期间,他就已经在顾颉刚创办的《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专业论文。像王崇武对于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四十年之后,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检讨评述这一课题的研究,就特别介绍了他的多篇论著(见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页)。可以想见,还只是大学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过,王崇武在1936年毕业之后,却先担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员,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语所的队伍。
王崇武进入史语所之后未几,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从此随之转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间。面对战乱变局,王崇武“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埋首史籍,耕耘不辍。因此,顾颉刚在1940年代末期点评中国史学研究的业绩,指称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王崇武和吴晗的“贡献为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3页),正展现王崇武的学术业绩,已然深受学界肯定。
仔细检讨王崇武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为困难,“欲纂修南明清初历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选择,互相印证不可”(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页)。那么,王崇武向这个领域“进军”,如未广涉清代史书文献,恐怕难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证《敬修堂钓业》一书的作者是明代遗民查继佐,搜索史料,罗掘俱穷,考证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像为了证明查继佐的父亲名唤大宗,母亲姓沈,他引证了黄石斋(黄道周)的《沈尔翰传》等资料,还特别注明曰,这篇《沈尔翰传》的来源“据沈氏《年谱》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黄《集》无此传”(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第596页)。显然,王崇武引征黄道周《沈尔翰传》的时候,必然查核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刻印的黄氏《文集》,却毫无所得,只好从沈尔翰的《年谱》转引。举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仅广阅史籍,甚且读书精细,校核史料,绝无轻忽。傅斯年尝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8页)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