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着。写着，写着，我突然觉得脚下一阵热，低头一看，坏了，我的一只裤腿被烧着了。原来办公室生了炭火，下班时炭火并未全部熄灭，埋在灰堆里没有发现。我把脚放在火盆上享受余温，没想到时间一长，温度升高我竟未觉察，结果引起燃烧。我赶紧扑灭了火焰，定睛一看，一条八成新的裤子烧出一个拳头大的洞。
我无可奈何，把火盆移开，继续抄写。
当晨曦从窗外透进来时，我抄写完最后一个句号，吹灭蜡烛，长吁一口气，站起身来，打开门，东方己经泛起红光，一轮崭新的朝阳就要冉冉升起。
这一年，在厂领导的提议下，我被评为全厂先进工作者。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享此殊荣。
四
终于有了一个能较长时间结触较深层次了解老金的机会。县里为了培养宣传报道骨干，组织县直单位八位通讯员脱产办短期学习班，学习班除了在县城学习*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深入到海口公社进行实地采访报道。我和老金都参加了这次学习班，老金是新闻从业人员、老编辑，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这些业余新手的指导老师。
海口公社距县城有一百多公里，乡村民居和青石铺成的小路，形成江南村庄古老而淳朴的特色。我们住进一间带天井的老宅，晴天光线充足，雨天可以观赏雨景，这可是当年地主才能享受的待遇，虽然屋子透着一股霉味，我们并无怨言。
晚饭后我和老金走出老宅，沿着村旁小河散步，暮色中远处田野里的蛙鸣声时隐时现。我们边走边聊，老金告诉我，他是景德镇师范的毕业生，原本应做教师，由于热爱写作才改行搞新闻报导，在县广播站一干就好几年。广播站虽说有几个编制，但都是县领导塞进来的家属，既不能编又不能播，还不能得罪，只能养着。全部的编播任务都压在他身上，白天忙不完晚上继续忙，每天都要到深夜。“你看我抽大烟斗奇怪吧，没有办法，我抽香烟每天要两包多，长年累月抽经济上承受不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我改吸烟丝，这玩艺儿便宜多了。我也想戒可戒不了，不吸烟打不起精神，犯困，吸上几口强打精神，把稿子编完，我不能开天窗啊，全县有多少耳朵在竖着。说实话，我也想工作轻松些，留点时间写自己的东西，办不到啊！”老金说这番话时，夜幕已经悄悄降临，一位老农正牵着一头劳累了一天的老黄牛经过我们身旁，人和牛都沉默着，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地前行。
八仙过海各显其通。八位通讯员自拟题目，分头采访，要求在四天之内写出初稿。然后开会研讨，互相交流，提出修改意见，再补充采访，五天之内最后定稿返回县城。这可是测试真功夫的时候，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千头万绪，如何去寻找线索，提炼主题，收集素材，形成文字？听完公社书记的总体情况介绍，八个人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开始各自行动。
海口八队是从浙江永康迁来的移民，来了不到三年就干出了成绩，连年丰收，亩产创新高，当地老表刮耳相看。公社书记介绍的这一情况我觉得是条很好的线索，于是来到八队，见这里的禾苗长势喜人，明显比其他队里的高出一头。我向队长老陆询问个中缘由，陆队长笑着说：“这没有什么秘诀可言，田地是不会亏待人的，只要你肯在它身上花功夫，它就会给你相应的回报。我们浙江人多地少，养成了精耕细作的习惯，一代一代形成的传统，迁移到这里也改不了，肯在田地里下功夫花本钱，庄稼自然长得好，亩产也就上去了。”
我淮备写一写八队的经验，回来征求老金的意见。老金觉得很好，只是写成消息，缺少新闻的突发性和由头，写成通讯，缺少生动的故事性和情节。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写一篇调查报告，系统总结海口八队的成功经验。
四天之后丑媳妇要见公婆。各人都把自己的初稿在碰头会上念了一遍，感觉都一般，比较好的是电机厂小王写的一则新闻故事，讲述一位营业员拾金不昧，细节生动感人。我因为调查报告篇幅长，初稿一时出不来。老金给我打圆场：“他在准备重磅炸弹，正在写，今天就不念了，我相信他这位神枪手绝对不会哑火，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说着冲我一笑，我尴尬地点头：“争取写好。”
会后有人告诉老金，小王写的新闻故事纯属虚构，他这几天没有出去采访，只是闭门造车胡乱瞎编。老金听完，一改平日热情随和的形象，怒不可遏，立即把我们重新聚拢，当面质问，众目睽睽之下，小王吱吱唔唔地道出了实情，所谓新闻故事，只不过是他读中学时写的一篇作文。老金的声音近乎咆哮：“我们是新闻工作者，怎么可以弄虚作假，胡编乱造，欺骗组织！欺骗领导！欺骗群众！你要向县委宣传部作出书面检查，听候他们的处理。”
海口八队的调查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在县广播站全县新闻节目头条播出，县委宣传部作为典型材料下发，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海口八队的热潮。
五
二十多年后，我作为省电台的一名编辑，前住这个县组稿。旧地重游，人事全非，县广播站变成了县广播电视台，年轻的台长接待了我，在豪华的餐厅请我吃饭，并叫来他的一批洒肉朋友（县里一些部门经常凑一块喝酒的头头）作陪。酒足饭饱之后，我向他打听当年县广播站的老金在哪里，他惊讶地问：“你、你怎么认识老金？他早就退休了。”我见他脸色通红舌头发直已显醉态，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那一段艰苦岁月对于他是多么地遥远而陈旧，我能和他说得清吗？
就在广播电视台后面的宿舍内，我找到了老金的家。在新装修的两室一厅里，老金正安祥地度着晚年。他依然像斯大林那样手握大烟斗吸烟，只不过当年的烟丝换成了卷烟，见我走进家门，迷缝着眼打量半天，突然哈哈大笑：“是你呀，神枪手，哪阵风把你吹来了，你现在是我们的上司呵！”我听见老金喊我神枪手，当年那一幕幕情景在脑海中闪现，老金，你永远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如果说我真是神枪手，你就是培养神枪手的教练，是你提供了射击的场地和目标，是你手把手教会了我怎样瞄准，怎样射击，怎样百发百中。
老金老了，头发白了，眼晴花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饱满，声音依然宏亮，追求依然执着。临别时他赠给我一本诗集，这是他退休后创作出版的，他终于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写作此文时，老金永远地见不到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这本诗集，扉页上定格着他爽朗的笑容，诗句中一个不灭的灵魂在歌唱。
（全文完）
四十八条腿
沙石铺成的乡间公路上， 长长的一道陡坡立在眼前。这里距县城还有好几里路，我们已经汗流夹背喘着粗气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路旁的草地上发呆。
这天是休息日，我邀同事小余借了厂里的一辆板车前往十多里之外的新营村运木头。这是一截长二米直径四十公分左右的株木，是我花十元钱从老乡家里买下的。找不到汽车或是拖拉机帮忙运，只能自己花力气运。沉重的木头两人抬不动，只能搬动一头，将它搁在车上，再搬动另一头，将它移至中间，然后一人拉车一人推车，咬咬牙使把劲，在公路上艰难地前行。
面前的这一道陡坡成了无法逾越的难关，这里上不落村下不落店，无法找个人来帮一把。我掏出烟卷，一人点燃一根，吸着，想着办法。
小余个子小，力气不大，但头脑灵活。他从路旁找来两根粗壮的树杆当撬棍，将木头从车上衔下来，横着，用撬棍一点一点滚上山坡，撬累了，找两块石头塞在木头下，防止它下滑。我们轮着去路旁的小溪里喝水，以缓解中午还未吃饭的饥渴，喝完水又一齐使劲，像蚂蚁搬家一样吃力地向上向上，阳光也随着木头的移动而移动，当我们到达坡顶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为了越过这道陡坡，我们折腾了好几个时辰。
这截艰难地运回县城的株木是我拥有的第一根木料，是我实施四十八条腿计划迈出的第一步。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其特定的物质追求。如今的年轻人追求的是有房有车，宁可按揭揭掉一层皮成为房奴车奴，也心甘情愿屁颠屁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追求的是“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纽机、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另外还要有一套家具，至少四十八条腿。从城里的家具店里是买不到家具的，偶尔有卖那要一大笔钱式样也难看，于是城里人都千方百计托亲友到乡下买木头，再请木工来打家具。这不但省钱，家具的样式大小也可以自行设计，符合自己的欣赏品味和环境要求。
我们从省城下放到赣东北山区某县城后，靠山吃山，搞木头做家具，成了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彼此见面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找熟人帮忙到乡下去买木头，哪里的木头价格便宜，哪一种木材适合做哪一类家具。似乎下放到县城来的唯一目的和好处就是搞木头做家具，整天耳边是木头木头，我感觉人都快成了木头。下班之后不少人便闷在宿舍里学做木工，锯刨斧钻，十八般技艺慢慢精通，居然打出的家具有模有样。我在这股风的引诱下，也在厂里找到一些废弃的边角料，自己动手做了一只方凳。
看到身边的同事都在计算着拥有多少条腿而自豪，我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紧迫感，我的四十八条腿在哪儿呢，我的那一截株木能做出多少条腿呢，一连串的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有进一步的行动。我想起了老邹，他原来在我们厂当副主任，现在调潭埠公社任副主任，硬着头皮找他去，或许能搞到木头。那天我骑自行车赶到数十公里外的谭埠公社，先找到老邹的朋友松良，问松良我找邹主任批条子搞木头是否可行，是否会碰钉子。松良说，你是他多年的部下，他很欣赏你的文章，这点小忙他肯定会帮的。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做事前怕狼后怕虎，特别是这求人的事，实在是不好开口。我在公社办公楼找到邹主任，他正在和人谈工作，见我来了让我坐下，然后又继续谈工作，我静坐一旁手足无措十分尴尬。等他谈完工作回过头来和我交谈时，我已失去了请他帮忙的勇气，只是说顺便来公社走走玩玩。
松良见我无精打采回来，问明原委后说，你呀死要面子活受罪。松良是个热心人，他跑到隔壁拨通邹主任的电话，说明我来公社的真正意图。挂了电话他告诉我，老邹同意了，他让你去拿条子。凭着一个公社副主任的条子，我搞到了两根两米多长比水桶还粗的木料。
这些木料按当时的标准只能做方料和围板层板抽屉板，不能做桌面橱面板，桌面橱面应该用整块樟木，整块樟木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使用几十年乃至数百年也不会有缝隙，这是当时人们打家具时追求的最高境界，似乎每一个人的每一件家具都将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最后成为价值连城的文物。那天我在办公室上班，有人用板车推着一只五斗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