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钟左右，每天来回要走四趟，有时有晚自习要走六趟，在路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刚从小学进入初中的我，被每天的步行上学弄得疲惫不堪，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课外阅读提高素质上。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应该显露出来的潜质没有表现出来。
初二转入十八中后，上课的路大大缩短。从养济院背到书院街，只有10分钟路程。这让我从疲惫中解脱出来，上学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洪都大学改建成的南昌十八中，教学设置齐全，有高大的教学楼，有专门的教师办公楼，有宽阔的操场，校园里绿树成阴，整洁干净。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剧院式的大礼堂。
图书馆有单独一栋平房，藏有各个时期遗留在这里的大量书籍。我没有进到内部深处去看过，只是在门口近处的几排暂借书目中挑过几本书看。这样规模的图书馆在初中学校里是不多见的。
用作全校开会的大礼堂，紧靠教学大楼，分上下两层，可容纳近千人。有供演出的舞台、灯光、幕布，整个格局就像是一个剧院。每逢春节时，有些剧团会租用这个礼堂对外卖票公演。
二
在这个曾悬挂康熙御书章水文渊匾额的书院内，十三郡二百多学士曾济济一堂，聆听名儒讲学，成为当时名声大震的学府。乾隆下江南时，这里的学生去应召试，有两名一等，被作为人才重用。可见书院的教育水准之高，学生们求学之刻苦。薪火传承到当代，莘莘学子们在好好读书天天向上的教导下，学习更加努力。
学习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潜质开始显现出来。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听懂，这是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力的关键。课堂上弄懂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老师每次在期末评语中都有这样一句：“该同学接受能力强。”不是我的接受能力强，而是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认真听。
很快，我的学习成绩成为全班佼佼者。我仍然喜欢作文，而且小露锋芒，在全校的一次国庆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我以《小巷今昔》为题，描述了养济院背我家旁边一条小巷的变迁，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文获奖后，我的作文经常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次是写短作文，一节课45分钟完成，记校运会中的一件事。我匆匆写完就上交了。过了几天，作文居然被抄在校门口黑板报上，还加了编者按语：“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写出这样构思完整、情节起伏、语言流畅的作文，是很可喜的。”
每次作文课都是二节连上，老师布置题目，作些说明，然后让大家去写。我看了题目后，在心里琢磨，总想写出新奇的东西，能让老师眼前一亮。于是陷入沉思，左顾右盼，看到别的同学都在动笔写，我却一字未写，真有些焦急。
往往一节课完了，别人都写了一半，我还在苦思冥想。等到第二节课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万事开头难，写好开头之后，思路打开了，句子源源不断涌入笔下，我只能一口气写下去，不再左顾右盼，时间仿佛凝固……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我刚好停住了笔，来不及检查一遍，老师就来收本子，我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孙家珠，他培养了几名班里的数学尖子，我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我曾获三等奖。孙家珠是班主任，晚上自习他也要来班上照看。他把我的作业本拿去批改，都是对的，改完之后，把作业本还给我，又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都给我，让我对的打“√”，错的打“×”，完后他只写个“阅”字。孙老师为了自己省事，居然让我替他改作业。我当时的心情还挺得意，这是老师的信任呵！其实是孙老师在偷懒。
我的英语成绩却每况愈下，初一时90多分，初二时80多分，初三时只有70多分。原因很简单，英语要记单词，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光靠课堂上听讲解决不料了问题。而我成绩好只是建立在课堂听讲上，课后从不背单词，到了初三单词多了，不死记硬背行吗？说来也有趣，学校组织了一次英语书写比赛，我并不当一回事，英语成绩不够好的我匆匆抄了一页纸上交，揭晓时我居然荣获一等奖，真是歪打正着。英语书写连笔，讲究流畅，而我匆匆一笔而蹴，比那些刻意者显得自然，不拘束，反而赢得好评。
三
书院街有一座非常富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深宅大院，采光极好的巨大天井一共六进。这所原本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成了江西师范学院的一处宿舍，于是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住了进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经常拜访这里的有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有著名画家彭友善、有作家胡平的父亲逻辑学教授胡正业等人。这便形成了一个文化浓厚的生活圈子，给文脉久远的书院街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当年的一批少年脱颖而出，其中有学者（江西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有画家（南昌画院副院长）熊青、有作家（南昌市作协副主席）杨建葆、有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等人。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死读书，而是得益于文化环境陶冶、兴趣爱好广泛、课外生活丰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哪还有钱供他们读高中上大学呢，家长只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能找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并不想逼着孩子走高考这座独木桥。那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培养合格的普通劳动者为教育方针。没有应试的重压，学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多方面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每当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后，校园便热闹起来，游戏声、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各类兴趣小组自由组合自由活动。操场上，篮球队员们龙腾虎跃你争我夺，远投命中掌声四起。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临时球台旁，同学们挥拍上阵麈战激烈，大力扣杀引来阵阵叫好。
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男同学都迷上了吹笛子，一根小小竹笛贴上竹膜，就能吹出悠扬婉转的乐音。下课后人手一管，煞是闹热，班长吹得最好，晚自习后教室归于寂静，他便悠闲地吹上一曲《《红梅赞》》，优美抒情的旋律在校园里回荡，扣人心弦，吸引众多女生驻足静听。我也是吹笛大军中的一员，苦苦练习了几个月，仍是五音不全，只好做南郭先生悄然作罢。
有几位同学爱好特殊，买来线圈、可变电容器、电阻等元件，自己动手安装矿石收音机（那时还没有半导体），神秘地鼓捣一阵后，居然成功了。我从耳机里听到电影录音剪辑的声音，喜出外望，以后不看电影也能知道剧情了。于是我也买了几个元件动手安装，但技术不过关，始终弄不出声音来，那些元件只好长期冷落在课桌里。
四
1965年8月，作为第一届毕业生我告别了南昌十八中，告别了文脉久远文风鼎盛的书院街，告别了给了我知识给了我荣誉的高高的教学大楼，告别了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成长的美丽校园。
在纪念南昌十八中成立35周年的时候，作为特邀嘉宾，我又一次回到了当年的校园，一切都改变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任何痕迹，哪怕是一砖一瓦，哪怕是一草一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完）
赴京代表
1966年8月18日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受了一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献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并佩戴在手臂上，他穿一身绿军装向广场上聚集的百万小将们挥动手臂，这一天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南昌的学生闻风而动，很快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派人前往北京串联。9月2日工艺学校第一批学生赶赴北京，我因为不是红五类，没有被列入进京名单。9月16日，我被推选作为“南昌市大中学校师生赴京代表”，起程坐专列进京参加国庆*接受领袖检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江西到外地旅行。
在火车站前的大马路上焦急地等候了20多个小时，从晚上等到白天，又从白天等到晚上，终于登上了这趟满载南昌大中学校师生代表的专列。无需购票验票，对号入座，学生们按校排队依次上车基本上都能找到座位，少数人坐在车箱连接处因祸得福，晚上可以伸腿躺下，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奔波，列车鸣一声长笛后停在了近郊的永定门车站。上千人的队伍被安排乘坐数十辆公交车奔赴宿营地，车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学生们一阵欢呼，我转过头来发现红墙黄瓦的天安门远远望去并不像心目中那样高大，很快车队驶进了建国门附近的芳草地住宅区，一排排新建的楼房成了我们下榻的地方，6人一间我们睡在地铺上，睡得很踏实很香甜很兴奋。
一种由面粉做成的叫火烧的圆饼成了我们在北京近20天的主食，刚吃时甜津津的觉得新鲜好吃，每人每餐五个都被我们吃完。连续吃了几天过后干巴巴的火烧越来越难下咽如同嚼蜡，勉强吃了一两个就吃不下去了。此时才觉得再平常不过的大米饭香喷喷的是多么可爱，正应了南昌人的那句“吃千吃万不如吃饭”的老话。我们的领队老师将剩余的火烧饼收集起来，满满一布袋扛回了南昌。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伙食得到了唯一一次改善。那是共和国诞生17周年国庆日，凌晨2点我们起床集合，每人除火烧外又增加了一个鸡蛋、一个苹果、一根香肠。我们列队在夜色中等候，每个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待一个幸福时刻的来临。为了迎接这一刻，我们已被安排在住地反复操练队列步伐好几天了，20人一排，手持语录本高喊万岁口号一遍又一遍地操练，唯恐领袖检阅时队列不整齐，展现不了革命小将昂首挺胸革命到底的精神面貌和完美形象。
这一年的国庆*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除了首都的工农兵学商各界队伍，还有外地来京的150万红卫兵小将，这是继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天色渐渐地亮了，北京城迎来了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在指定的位置上集结，不时有手持彩旗、鲜花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人群像一场大会战之前那样紧张而兴奋地川流着，红卫兵的歌声此起彼伏，我们激动地唱起歌颂领袖歌颂北京歌颂*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心里明……”
这一首红卫兵唱了千百遍的《抬头望见北斗星》，此刻唱来热血沸腾格外亲切，心中的北斗星今天真的要见到了。
上午10时左右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工农兵的队伍举着领袖巨幅画像和各种标语昂首走过城楼，接受检阅。
我们的队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在下午2点40分左右进入天安门城楼下，远远望去，可以看见城楼上一排人影，但看不清面容。我们有节奏地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尽量向金水桥边靠拢，原来的队列早已不存在了，我们忘情地挤在一起，不愿离去，都渴望能多看一眼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