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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的午餐，有些东西是我那小小的意志力永远无法抵抗的。我可以安静地坐下，决心表现得文雅些，发誓只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往往待了三小时之后，我仍然慢条斯理地品着酒，而且依然抵挡不了诱惑。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贪婪，而是因为整整一屋子热衷吃喝的人集体营造的气氛。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谈论的不是政治、体育或经济，而是就在盘子和酒杯里的东西。香肠被拿来相互比较，菜单也被反反复复研究了个够，记忆中的大餐被一再提起，未来的大餐被一一安排计划下来。一切红尘俗务可以以后再说，此时此刻，吃饭天下第一，空气中充溢着心满意足。真是不可抵挡！
我们轻松地开始午餐，犹如运动员般柔软灵活。一个顶部被切开的萝卜，里面装着一长条近乎白色的奶油，上面撒了一撮粗盐；接下来是一片撒满胡椒的香肠；用隔夜面包烤成的圆面包片，涂着闪闪发亮的凤尾鱼橄榄酱，还有冰镇的红酒和白酒。米奇从桌子边上凑过来，“不准吐掉！”
老板在招呼客人的同时，不时啜上一小口手中的红酒。这时，以十二分的隆重端上了我们的第一道菜――一只几乎已烧成黑色的深口锅放在桌上，一把旧厨房刀插人面团中，接着又拿来了一个装着腌黄瓜的长玻璃罐儿和一盘洋葱酱。“孩子们，祝用餐愉快。”
米奇分发年份较浅的红酒时，酒变了颜色，锅子沿着桌子传了一圈，大伙儿可以再来点儿。安德鲁从他的牌局中过来倒酒，“怎么样？你喜欢吗？”我说我爱死他的洋葱酱了，他劝我一定要为下一道菜留点肚子。“下一道菜，‘无头云雀’，他大声吸着指头，是亲爱的莫妮卡特别为我们做的。
虽然名字有点可怕，这道菜是由薄牛肉片卷着腌猪肉片，佐以切碎的大蒜和香菜，泡在橄榄油、干白酒、高汤和番茄里，用食用麻线绑得整整齐齐。整道菜一点儿都不像云雀，倒像肥胖的香肠，但某些普罗旺斯富于创意的厨子一定认为云雀听上去比牛肉卷更吸引人，于是这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莫妮卡把“云雀”端上来，安德鲁说那是他今天早上才打下来的云雀。他是那种说笑话一定要加上肢体语言的人，他的手臂张开，手肘一动差点把我撞进一个装剩菜的大木桶里。
无头的云雀还是热呼呼的，散着大蒜味儿，米奇觉得得配更烈点儿的酒，吉恭达酒中选。桌子那头的空酒瓶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两位数。我问米奇下午是否还打算工作，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我正在工作，”他说，“这就是我喜欢的买酒方式，再来一杯！”
色拉上场，然后是一托盘的干酪，有油乎乎的新鲜羊干酪，一些温和的康塔尔（Cantel）干酪，还有一些来自奥弗涅省（Auvergne）的圣耐克塔尔（St Nectaire）牛奶乳酪。这些东西让刚刚在桌子另一头坐下的安德鲁又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位住在奥弗涅的小男孩，人家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最喜欢熏肉。”安德鲁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在旁边松了一口气，这次他撞不到我了。
几球果汁雪泥上桌了，一个亮晶晶的苹果馅饼也登场了，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安德鲁见我摇头，开始大声咆哮，“一定要吃！你需要体力，我们马上有一场保龄球大战！”
喝完咖啡，他带着我们到外头，欣赏他放养在餐厅围栏内的羊群。它们躲在房子阴影的阴凉地里，我好生羡慕。它们不需要在激光般当头直射的大太阳底下打保龄球。那真糟糕。我的眼睛被阳光刺得发痛，肠胃强烈要求静下来好好消化东西。我找了个借口，在树阴下找了片草地，躺了下来。
大概在六七点钟，安德鲁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有羊脚掌，而且运气不错，还剩下了两三瓶吉恭达酒。我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得以逃脱，开车回家。
老婆已经明智地在游泳池畔和阴凉地里度过了一天。她看着我幽灵般的狼狈样子，问我玩得开心吗？
“希望他们准备了东西给你吃。”她说。
第十四章
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1）
宣传广告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轰炸，那张大胡子、头带贝雷帽的脸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海报上。从春天开始，普罗旺斯任何一位对音乐有丁点儿兴趣的居民，都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消息，《普罗旺斯日报》称为声乐皇帝的人物――帕瓦罗蒂，将于今年夏天来这里演出。到时候，将上演一场世纪盛会，因为帕瓦罗蒂选择的表演场地极为特殊，既不是卡维隆的歌剧院，也不是葛氏村的礼堂，这些地方会把他和大自然隔离开来，他的选择是露天广场，周围被他的意大利老祖先们19世纪建造奥伦奇剧院（Theatre of Orange）时留下的古老石头包 围着。的确，那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演唱会。
虽然现在空空如也，奥奇剧院依然风采迷人，规模宏大得难以想象。整个剧院呈D字型，连接两堵半圆的直墙，长335英尺，高120英尺，目前仍然完整无缺。除了近两千年的风霜在石头上刻下的斑斑绿锈，这面墙简直就像昨天刚完工一样。墙后面是一整座山坡挖掘而成的一道斜坡，顺着山势恰好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石阶，大约可容纳一万名观众。
最开始，剧院的座位顺序是根据社会阶层来决定的。长官和地方议员坐前排，接着是牧师和商业行会成员，然后是一般民众。而坐在最高处远离贵宾的是乞丐和妓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项规定已经改变了。座位不再依照阶层而定，而得看你出手的速度。可以想象，入场券肯定是早早地被抢购一空，想买到票，得早做决定，快快动手。
我们尚在犹豫不决，克里斯多夫这位习惯军事化生活的朋友，已经在门票售罄前为我们买到了票。他打点好一切，给我们下了开拔令：六点出发，七点半在奥伦奇镇（Orange）的玉兰树下晚餐，九点前进入剧院。带上椅垫，防止屁股饱受石阶之苦。中场休息有饮料供应，凌晨一点左右返回基地。
当有人上上下下一手操办，你只需要奉命行事时，参加活动就成了一种解脱和愉悦，这次演唱会正是如此。我们六点准时出了门，一小时后到达奥伦奇镇，发现全镇上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餐厅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临时加的餐桌和椅子已经延伸到了马路上。在马路上开车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怎么才能够通过道路而不撞到服务生呢？表演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手捧野餐盒与椅垫朝剧院蜂拥而去，餐厅也为专门来听帕瓦罗蒂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菜式。奥伦奇镇摩拳擦掌地一心等待好戏开演，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这里已经好几周没下雨了，当第一滴雨落在满是尘土的马路上时，全镇都抬起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服务生、司机、卖椅垫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大师他自己。真糟糕！他会打着雨伞演唱吗？乐队该怎么用潮湿的乐器来伴奏呢？指挥能用滴着雨水的指挥棒来指挥吗？雨继续下着，你可以感到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默默祈祷。
但到了九点，雨已停了一阵子，剧院上方无尽的夜空里出现了星星，我们随着众多音乐爱好者慢慢涌进剧场入口。剧院四周到处是贩卖“帕瓦罗蒂”的小贩――CD唱片、录音带、海报、T恤……除了“我爱帕瓦罗蒂”的保险杆贴纸之外，各式流行商品应有尽有。
人流走走停停，好像入口处有障碍物一样。进入剧院，我才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舞台前方停几秒钟，来领略观众席巨大的全景，体会一下帕瓦罗蒂将看到的场景。
黑暗中有成千上万张苍白的脸孔，形成一排又一排的半圆，愈往上愈远，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从底层座位往上看，有一种倒挂的眩晕感。石阶陡峭得令人无法置信，观众仿佛悬挂在半空中，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落下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古怪，比耳语大声些，又比正常说话小声些，只听见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在石墙间回旋，声响已被石墙放大，这种感觉恍如掉进了满是人的蜂窝。
我们慢慢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比表演台高出100英尺左右，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起一个壁龛，里面是一尊凯撒大帝的塑像，被探照灯照得雪亮，他身穿皇家长袍，挺立而站，伸展双臂迎向人群。在凯撒大帝时代，奥伦奇镇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现在锐减为不到三万人。而此刻，大多数居民似乎正在寻找可以坐下的石头。
一位带着条歌剧风格腰带的女士，刚刚爬上高高的石阶，气喘吁吁，她一屁股瘫倒在我旁边的垫子上，用节目单扇风。她是奥伦奇镇人，圆滚滚的脸庞，情绪高昂。她说以前到奥伦奇剧院来过好多次，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她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头，说肯定有一万三千人。哦，真是老天保佑，雨停了！
乐队出现在舞台上，开始调音，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乐声片断在观众满怀期望的哼唱中传来，尖锐而清晰。随着铜鼓长长的一声轰鸣，乐队嘎然停止。乐手及观众不约而同地朝后台看，黑色幕帘盖住了凯撒塑像下方的主入口，观众们齐刷刷地把脖子往前伸，好像经过彩排般整齐划一。指挥从黑色帘幕后面现身。
掌声再次响起，从我们后方和上方传来一阵尖锐轻浮的口哨声，旁边的妇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又不是足球赛！真可恶！”事实上，这可能和传统有关，因为口哨声来自乞丐和妓女区，并非应该发出高贵掌声的上流社会区。
乐队开始演奏唐尼采蒂（Donizetii）序曲，优美的音乐在夜空中回荡，剧院接受着乐声的洗礼，每一个音符都被真实地放大，完整地展现出它的原貌。其中如果出现任何错音，几乎每个奥伦奇镇居民都会知道。
指挥向观众鞠躬，缓慢地走向幕帘，那不到一秒钟的瞬间，全场一万三千名观众鸦雀无声。在一阵忽然迸发的叫好声中，他出现了――黑发、黑胡须、白领带、燕尾服、左手拿着一块巨大的白色手帕。他向观众席伸开双臂，然后合上手掌，鞠了一躬。帕瓦罗蒂准备开唱了。
然而，从乞丐与妓女区传来口哨声还没停止，还是那种两根手指放在嘴里，用来招呼计程车的口哨声。我身旁的女士坐不住了，呵斥他们为“剧院流氓”，冲他们发出嘘声，乞丐与妓女区也针锋相对地传来一大片嘘声。帕瓦罗蒂静静等待着，头微微低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指挥举起指挥棒，在最后几声大胆的口哨声中，演出开始了。
帕瓦罗蒂唱道，“Quanto è cara， quanto è be11a”，听上去是这样的轻松，明亮宽广的声音把偌大的剧院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