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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休斯敦的航班上，姚明终于可以小睡一会儿，他深深地陷入头等舱的座位里，脖子不雅地拗成一个角度，才能碰到头靠。
姚明的母亲方凤娣，国家女子篮球队的前任队长正在休斯敦机场的大厅中等待她的儿子。她独自一人站在坡道的尽头，距离庆祝姚明到来的人群只有几码远。她衣着正式，穿一件样式保守的衬衫和棕色两件套，伸长了脖子看着姚明转过拐角——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端庄的微笑。她先挽了丈夫的胳膊，接着给了儿子一个优雅的拥抱，三人刹那间成为一个整体，一个马上开始美国新生活的上海家庭。
接着他们走进了人群。数百球迷、记者和电视台人员蜂拥而上，将姚明团团围住。有身穿火箭队T恤衫的胖嘟嘟的白人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有一帮拿着中国人物海报的十几岁女生；有一个穿着橘黄色中国功夫服装的小伙子；甚至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身穿衬衫，上面用念珠拼出了“Yao Ming”。在某个人群疯狂的地方，姚明看到了艾瑞克·章，那位二十八岁的商学院学生，他早已成为方的唯一知己。章将姚明介绍给潘克伦，这位戴着眼镜、局促不安的翻译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里会一直跟随在姚明的左右。他们举行了一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接着由火箭队的工作人员引领着快速离去，钻进车子赶往体育场。那是一辆长80英尺的闪白色领航员加长版豪华轿车，车顶超高。从中国航班那个狭窄的中间座位到最终的美国豪华轿车，姚明经历了很长一段路。姚明快乐地笑了，弓身进入豪华轿车，后面紧跟着他迷惘的父母、他的经纪人、高级教练和休斯敦火箭队的经理人。
豪华轿车在开往体育场的路上迷路几乎是合情合理的。往市区的主要线路59号公路那天下午关闭了，所以司机不得不临时改变线路——他在休斯敦那几条难以区别的宽阔大道上分不清方向。后座上没有人太在意。这次几乎不可能成行的中国到NBA之旅已成为耗时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伟大行程。他们的梦想可以再等三十分钟。这辆加长的豪华轿车像装载着贵重货物——中国的国宝和大洋彼岸成就这次旅程的人们，如远洋班轮一般漫无目的地穿梭于休斯敦的大街小巷。他们沿途经过汽车特许经销处、购物中心和脱衣舞夜总会——这是美国成就的标志物。随后，有条马路的一边，隐约出现一个超脱美国梦之外的东西：100多英尺高的广告牌，上面只有姚明那张举世无双的面容的上半部。仅他的板寸短发就占了30英尺。广告牌上用中英文书写的标语只是向世界发出的邀请：“一起开创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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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1）
1980年9月12晚上，上海第六医院的走廊里，回荡着关于遗传的议论。当时刚过七点，产科病房里的一个病人——这个立刻被送到医生那里的妇女不久前才刚刚登记入院——在经历一番痛苦后生下了一个男婴，一个大得不同寻常的男婴。
那天当班的医生和护士，应该已经预见到了会有不一般的事发生。毕竟男婴的父母，是退役的著名篮球运动员，一年前结的婚，并且成了中国最高的夫妻。母亲方凤娣，是一个朴素的美丽女子，脸上总带着淡淡的笑容，穿着很普通，可她的身高是1米88——差不多比上海男性的平均身高高出半英尺。父亲姚志源，身高2米08，他巨大的身体总是以一种显得很谦恭的姿态微微向前倾，那是因为他长年地低着头走路以避免撞上门框，以及弯腰去听普通身材的人讲话而养成的终身习惯。他们从孩提时起，就因为自己的身材而变得引人注目，所以两个人被称为大姚和大方。
尽管如此，第六医院的医生还是非常惊讶。在他们整个的医生生涯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新生儿会是这样：长得惊人的腿，极宽的、方方正正的额头，手和脚发育的程度几乎近似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正式的称重结果给了所有人一个精确的数字上的震撼：男婴体重超过了五公斤，体长将近米，远远超过普通中国新生儿的标准。父母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明”，是汉字“日”和“月”的组合，代表着光明。
姚明出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市体育局的领导那里。当时他们的办公地还在人民广场附近，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或者是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个还身处妇产科病房的婴儿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体育未来崛起的希望。
在上海的篮球圈子里，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的培养计划，叫做“姚明计划”。“我们盼望姚明的出生整整盼了三代。”王重光，已经退休的上海队老教练这么说，他第一次听说姚明的祖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他和姚明的父亲在一起打球，然后在九十年代成了姚明的教练，“那就是为什么我想这个孩子的名字应该被改成‘姚盼盼’。”
备受期待的姚明。
这或许是个被拖延了太久的等候。1980年9月，中国正准备重回国际竞技体育大家庭，体育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培养能为中国赢得金牌的世界级运动员所带来的压力。还是婴儿的姚明提供了人们一个对未来殷切的期望。他是一个遗传学上的奇迹，身上有两个篮球运动员的DNA，从小就可以按照一个未来的超级体育明星来打造。
NBA的市场奇才们，喜欢把中国称为篮球的“最后的疆域”。但中国人对篮球的爱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乔丹和芝加哥公牛队初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认为篮球运动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虽然按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汉代就有一种供消遣娱乐的手球游戏，叫做“手鞠”。但事实上，篮球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和出现在芝加哥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比那个古怪的加拿大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在1891年发明篮球运动，也只不过晚了几年。
当奈史密斯博士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大学体育馆三米高的环型看台的两端，挂上两个装桃子的篮子的时候，这个三十岁的体育教师就此发明了一个——让那些不服管教的男孩子们在新英格兰漫长的冬天里痴迷不已的运动。这项运动有一天能风靡全世界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奈史密斯把这项发明带到了一个叫“青年基督教联合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的国际性培训学校，那里培养年轻的传教士到国外帮助推广“强健的基督教”的计划，这个计划认为发展人的身体、思想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篮球传到中国的时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年代。
到1920年，YMCA在中国的传教士数量已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成为负责体育的核心。篮球在城市的年轻人里大受欢迎，移民和传教士则很快把它传播到了广阔的内地农村地区。1935年，这项运动被正式宣布成为全国性的娱乐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安布罗斯的美国旅行家，对遍布中国的篮球场感到非常惊讶，即使是最原始简陋的球场，也吸引了成群的工人和农民来参与。“你能感觉到篮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在写给奈史密斯的信里这样说道：“你要是来东方旅行，一定会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多少人在打篮球。那无法用语言去描述或者用相机拍下来；也无法向你转述；只有你自己亲眼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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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2）
奈史密斯从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生命和后裔却和一个被认为是中国篮球教父的人联系了起来。牟作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和妻子住在北京天坛东门延伸出的体育馆路上的一套复式公寓里，那里是中国体育系统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心地带。牟作云的听力有些衰退，近年来身体也很容易疲劳，但是他还是把1949年之前配发的斜纹软呢的运动服，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他的声音非常清晰，他用重音含糊的英语叙述了中国从YMCA走向NBA的传奇。上世纪二十年代，牟作云还只是个孩子，他和伙伴们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聚集到家乡天津的YMCA那里，一起磨炼板球和篮球的技术。那时体育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中国开始参加地区性的运动会，使得新生的一代人开始关注，并为中国队加油助威——这是一个国家变得现代和统一的最终标志。十年后，中国开始陷入混乱，许多美国传教士回到了美国以避开这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但是YMCA保留下了一块体育的乐土。即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这个机构的活动重点转向了驱除贫穷、缓解饥荒的时候，YMCA还是举办了篮球赛——牟作云，身高1米8的前锋，带着他的球队获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牟作云1936年被选进国家队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这是篮球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的第一次。四年前，中国政府派了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团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以阻止日本控制的傀儡——满洲政府派队以中国名义出征的阴谋（这个孤独的参赛选手，叫刘长春，二十二岁，赛跑运动员。他在资格赛时就被淘汰，但在回国时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不惧日本施加的压力，代表真正的炎黄子孙参加了奥运会）。1936年6月，牟作云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完整的、由14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的一分子，他们从上海乘船出发，花了二十五天到达威尼斯，在那里转乘火车前往柏林。“我们一路上都受到台风的困扰，”他回忆说，“每个人都晕船。没法睡觉、训练或者吃东西。非常痛苦。”
当中国运动员终于抵达柏林的时候，他们的体力都出现了问题，但所有人都穿上了全新的西服，戴着黑色的领带，在纳粹的举手礼中下了火车。中国是少数几个参加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入场式时，没有向主席台上的阿道夫·希特勒敬礼的国家之一。牟作云和他的同胞只是简单地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自己的胸口。对这些年轻的篮球选手来说，主席台上的另一个人远比这位元首重要：时年七十五岁的奈史密斯博士，来到这里亲眼目睹自己四十五年前发明的运动，在这里正式地登堂入室。
在篮球场上，牟作云被美国队吓了一跳，那支球队有着足以自傲的两名身高超过2米02的中锋。国际篮联（FIBA）为了拉近球队之间的水平，试图把比赛安排在室外泥土场地上进行，规定每个队一场比赛只能有七名球员上场，并禁止超过1米88的球员参赛。美国队成功地躲过了最后一条规则，并且在被大雨浸透的泥地上击败加拿大，夺走了金牌。最终比分是19比8。中国队的成绩并不差：他们赢了四场比赛也输了四场。在奈史密斯的注视下，牟作云甚至在战胜法国的比赛中，表演了他的快速运球技术和远程发炮的技术。但无论是篮球队还是其他中国选手，都没能登上领奖台。一幅当时的德国漫画嘲讽中国队没能赢得哪怕一块奖牌，它把中国选手争取奖牌画成了在争夺一个零蛋。失利带来的更大的痛苦，是日本队从柏林回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