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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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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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贴一篇某权威对我的批判。幸亏时代毕竟变了,否则这一篇批判,就够我进监狱了。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我的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均被不谋而合地删去了含有“帝国主义”字样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后在远隔数千里的两家报纸发表,两位责编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见略同地轻轻抹掉了那个“帝国主义”。我捧着样报,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删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我的文章由于经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编辑修剪润色一番,已经几乎成了我懒得提起的惯例。再说约稿的编辑大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胆敢蔑视我的语文功夫,而是怀着“这也是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们彼此都少惹点麻烦。所以,我一般也颇能理解编辑的善意,不跟他们秋后算帐。总不能为了咱自己说话痛快,砸了编辑朋友的饭碗不是?
  然而这一次,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了。因为如此默契的阉割行为,已经超出了责编与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在这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借助编辑的笔,删去了那个令他无比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么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
  我想,这只手不会是一只政治的手。我想决不会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官方机构命令所有的媒体编辑们: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品上,不许出现“帝国主义”的字样。我想不但我们中国不会,其他发达不发达国家都不会,就连帝国主义的大哥大美帝国主义,也每天都有正义或者假正义的文章在口诛笔伐着“帝国主义”。而奇怪的是,偏偏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却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封杀。
  于是我不能不想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纸是给谁看的,谁是它们的衣食父母。据说当今这些铺天盖地的都市报主要是给“白领”看的。领导白领的核心力量是谁?据说是千万个“成功人士”,或者简洁爽快些,就叫“富豪”。而所谓富豪,恰恰是跟“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的“霸权一族”。如果你去追问,为什么删掉了“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也不敢正面回答的。他们会说这个词儿太陈旧了,或者太刺激了,或者太革命了,直接地说,就是太不与国际接轨了,太不全球化了,太不WTO了,太不反恐怖主义了……原来这就是张开在我们报纸后面的那只看不见的大手,这是茅盾《子夜》中翻云覆雨的赵伯韬的手,这是曹禺《日出》中始终没有出场的那位金八大爷的手。这只手可以花钱买下整份报纸的版面,这只手可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每一个热闹节目的嘉宾席,这只手甚至可以一夜之间拿到北大清华的正宗博士文凭,那么这只手轻轻删掉我孔庆东的一个“帝国主义”,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他们就是要把我孔庆东从这地球上删掉,也并不比吃顿万元早茶更费事啊。
  想明白了,我反而释然了。我被删掉过批评领导的话、批评北大的话、批评明星的话、批评大款的话,但竟不料,在几十年前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五星红旗的中国,今天居然被删掉了批评帝国主义的话。这是帝国主义指使他们干的么?我想决没有如此弱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固然有野蛮讨厌的一面,但善于吸取批评意见,起码摆出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姿态,恐怕也正是帝国主义能够发展壮大的技巧之一。而中国那些并非依靠自由竞争爬到富豪地位的英雄们,恐怕给帝国主义当走狗人家还嫌档次太低呢。并且,这些国有资产的大盗们也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如当年梁实秋先生誓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按照梁实秋的逻辑,没有正式的录取手续,没有固定的年薪,没有明确的赏罚制度,甚至没有明确的主子,那就不能说是走狗。逼得鲁迅只好另造新词,改称他为“乏走狗”。鲁迅因此在中国的富豪们那里永远落下了“爱骂人”的罪名。富豪们是从来不骂人的,是从来文明的,卫生的,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删掉不文明不卫生的骂人的话,以使这世界更加安定有序、更加欢乐祥和、更加杀人如草不闻声。而我偏偏不愿领情他们的教诲,因为我自信已然看穿了他们是一群假富豪。他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跟帝国主义就差三两个台阶了。但正像老舍《茶馆》中的一句台词:帝国主义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替帝国主义自作多情了一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况且,又得罪了我孔庆东,天堂和地狱两条路上的公关都搞砸了。因此,我为自己释然之后,是真为这些富豪兄弟担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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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乏走狗(2)
唐朝小帅爷:
  在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依旧清楚地意识到,当知识精英们把为人民服务悄悄变成为大款服务的时候,有良知的人们就有必要强调为下岗工人服务,为失去土地或丰收成灾的农民服务!
  moonmove922:
  我惭愧了……我正从事着给帝国主义写字的职业……老孔,你骂的好啊~~我正是每天出卖着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手艺,捧杀着帝国主义的目标受众,奉养我那向往共产主义的爹娘啊……
  

孔子论庙灾
近日读孔子圣迹图,看到“知鲁庙灾”一节,很有意趣。使我不仅想到了###功,而且想到了诸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等相关问题。原文如下:
  孔子在陈,陈侯就燕之。子游闻路人云鲁司铎哭,及宗庙,以告。孔子曰:“灾必桓厘乎?”陈侯曰:“何以知之?”曰:“礼云‘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夫桓厘,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既而鲁使果以桓厘报灾。陈侯谓子贡曰:“吾今乃知圣人之可贵。”
  孔子在古代思想家中,属于相对不迷信的,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鬼神的存在,他相信冥冥之中的“天道”。他不去巴结天、贿赂天,只是按照大丈夫的原则行事,自觉站在天的一边,所以他相信“祖有功,宗有德”,那宗庙就立得住,如果没有功德,或者功德很小,甚至功不抵过,那宗庙就立不住。不值得保存的宗庙应该毁掉,如果人不去毁,老天爷就亲自动手去毁了。
  中外历史上毁掉的宗庙不可胜数,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功德的价值判断在变化。“破四旧”并非文革的发明,如果不抄家不打人,只是单纯的破除旧礼教、树立新风尚,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常例。今天我们不毁宗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红卫兵更懂得历史,我们是从文物保护的意义或者是发展旅游的目的出发的,其实是一种利用神仙和祖宗去赚钱的“文化商人”心理。今天的多数人并不去追询那宗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那些宗庙虽然还在矗立着、维修着,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早都毁掉了。因为那些八方神仙和列祖列宗,至少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保护过我们了。即使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大多数教徒也只是依照文化的惯性例行公事,很多人连圣经都不曾通读的,每个礼拜去忏悔一次,仿佛是道德罚款,出来后继续自私自利,蝇营狗苟,教堂只相当于他们的精神厕所。只有###教的穆斯林们,比我们要虔诚,肯动真格的。可是太虔诚了又容易产生排斥“异教徒”的原教旨思维,正如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红卫兵”们,把所有为平民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打成“左派”,满脑子不自觉的圣战意识。在他们的心里,是有宗庙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女神。
  按照这样比较麻烦的逻辑,那日本应该不应该保存靖国神社呢?那神社里的列位神怪到底对日本人民功德大还是罪过大呢?当今日本的主流思想,当然认为功德大,所以谁当政了都要去参拜。而反对参拜的中国韩国等,则认为是罪过大。可毕竟是人家的宗庙,人家自己不毁,咱们也不能举起十三亿块石头,隔海砸人家玻璃。美国那么霸道,也没有毁伊拉克的宗庙吧。毁庙是还须建庙人的。
  看这几年的架式,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已经跟裸奔似的,看客越多越上瘾了,一时半会儿戒不了。而我们又没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或者“保家卫国纪念堂”之类的可跟人家对抗,连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拉了几声警报都有白领一族表示讨厌,说是干扰了公民的自由生活。所以我看此事也只有相信孔子的态度了,假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确实不是东西,那自有天灾加之。这样说未必就是怯懦或者迷信,因为天灾加于日本,已经不是十回八回了。除了东京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之类的“纯天然”灾难外,独享两颗原子弹一事,恐怕也不能单纯看做“人祸”。多行不义者,耶和华当然是讨厌的。国人多恨日本,而我却心存几分悲悯,不知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发明了方便面和卡拉OK的民族还要逆天行事多久,是天灾太多对于苦难就麻木了吗?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我仍然希望那些鬼魂在地狱里经过劳改后,能够真的给日本人民带来福祉、带来和平。最后用一句我去年学到的不知明确含意的藏族咒语结束吧:嘛哈噶啦奔森堡!
  

国剧运动(1)
今天到紫竹院拜会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主任张旭先生,他在那里清茶相待。我们一见如故,谈起共同建设中国“国剧”的问题。中国20世纪以来,戏曲昌盛、话剧也算繁茂,但如何打通中西,建立向世界发言的中国“国剧”,一直是个难题。从五四时代鲁迅、闻一多、徐志摩那一代开始,这条路就坎坎坷坷。后来借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东风,民族歌剧才大放异彩。从《白毛女》到《洪湖赤卫队》,从《刘三姐》到《阿诗玛》,从《珊瑚颂》到《江姐》,中国有了自己的音乐剧经典。但是自从重新进入崇洋媚外时代以来,这条探索之路越来越窄,除了摹仿,就是抄袭。号称跟国际接轨,但“国际”正眼都不看我们一下,因为谁会对自己的拙劣模仿者感兴趣吗?张旭深情地谈起样板戏,谈起样板戏英雄于会泳先生。他认为样板戏是中西艺术结合的辉煌顶峰。我也谈到现在不能自由地谈论和研究样板戏,政治上一棍子打死,但是在人民的心里,真正的艺术是永生的。于会泳天才地将样板戏的音乐建构到一种美轮美奂的境地(顺便跟昨天质疑的朋友讲一句——“美轮美奂”这个成语是可以用在建筑领域之外的),可惜他政治上比江青还要幼稚,竟然在四人帮被捕后,因为担心华国锋收拾他而自杀了。一代奇才就此陨灭也。张旭有志创作中国新世纪的崭新“国剧”,我被他的艺术激情和爱国激情所感动,答应寻机合作。
  然后回去跟儿子谈话。儿子不想继续背《论语》了,我说已经都背完了全文,现在不巩固,很容易忘掉。儿子的懒惰使我很伤心。但是后来谈到他已经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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