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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二（1）
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黔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 一只整鸡、一个蹄膀、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二（2）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做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
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三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九十三岁的“和平老人”（父亲1948年曾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议和，未果。）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６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７月２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７月１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三（1）
51号院真正成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华搬进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的爱情所面临的最早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四合院前院的传达室里。那是1973年5月，父亲去香港之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父亲在香港，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我暂时在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我和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我，我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就在６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华从部里下班后急匆匆到我的传达室住处看我。他从来没有在中午来过，因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晚上有外交活动，所以回报房胡同家里吃完午饭都要休息片刻。这一天，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我的传达室，我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冠华说，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长）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几乎未加思索地对他说既然我承诺了对他的爱，我不会改变。他需要我，我会留在他身边。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