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十三、不得不提及一个人
在第二学年末，我们年级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批判“反动学生”曹秋池。曹一直担心x案会殃及他，终未能逃脱。
根据当时的标准和所公布的材料，曹是够得上反动的。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一说被镇压了），他针对这一经历写道：“巨大的历史车轮碾碎了路旁无辜的紫罗兰……我心中升起了一种事业感。”这无可辩驳地被解释为阶级仇恨。他还说过：资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而社会主义是横在其间的炼狱。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了。定性的主要根据是x，据揭露，他出席了x的成立会议，虽然表示自己不参加这个团体，但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了。
在批判会上，我和小早作为受害者发了言。小早发言时有点儿慌乱，我忘记他说的内容了，只记得他宣读了曹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开头两句是：“希望是妓女，舆论是娼妇。”我和曹接触不多，其实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着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这个立场上声讨了一番。人们事后评论说，我的发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对郭仍有温情。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辞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一次上课时，郭把刚写的一张纸片递给我们传阅，曹在上面批道：“不要像父亲似地乱叫了，还是认真研究一些问题吧。”郭脸上顿露不快之色。原因之二，是郭认为曹虚伪。一次下课后，我们在一起走，他对我说：“我现在很讨厌曹，不想和他说话了。他说他要共产主义，他要的是什么共产主义啊。他还要一块招牌。”据我所知，曹最推崇的是卢卡契，而郭直接欣赏西方流派。郭还对我说：“他总是在演戏。演给别人看还可以，演给自己看就太恶心了！”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曹向他借手枪，他问曹想干什么，曹指着自己的右胸说：“你不是想退学吗？你用手枪打我这里。”“这倒好，”郭继续对我说，“我打他右胸，他反正死不了。他去住院，吃得好好的，而我去蹲监狱。这种人居然还天天想着要写他的《人，岁月，生活》。”
曹的演戏冲动的确令人费解，小早说的追求东语系女生是一例，我也遇到过类似例子。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他还把郭沫若又娶新妇并遭到周总理责备的谣传告诉了郭本人，并指出人们一致认为他现在写的诗根本不像诗。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当时，因为做郭世英的工作之需，陈老师与于立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应当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看不出曹有什么必要向我编造这种故事，只能解释为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吧。
不过，即使在最讨厌曹的时候，世英坚持认为，他确有很高的才分，现行教育体制对他这样的人是一种摧残。批判会之后，曹被判劳教三年，因为文革，实际上也是到七十年代末才获自由。此后他留学剑桥，研究量子力学，据国内媒体报道，一度成为三一学院的签约研究员。在牢中度过十多年，出来后很快就有这种状态，证明了他的毅力和才分。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必须经历特别艰难的生存斗争，他的一些毛病也许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
写郭世英，无法不涉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秋池。听说曹现在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
十四、根深蒂固的右倾
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