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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农民们还在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正是他们这种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劳动，才使得我们城里人有饭吃，才使得我们国家解放以来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是站在农民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取得了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回顾历史，我们的政权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最让我吃惊的是，一次在地里干活时，和一个老贫农聊天，他告诉我：过去，他给地主扛活，一个人种三四十亩地都没问题，庄稼种得都比现在好，一年粮食也够吃；现在平均每个人种不到五亩地还种不好，粮食还不够吃。
后来，我又了解到：互助组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很高；成立初级社后，入社的大牲畜、农具、土地都能够到年终分红，是农民积极性最高的时候，全村当时有五个初级社；合并成两个高级社成立没多久，还没有稳固，就公社化了，所有东西都归了公。公社化的当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景，可是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抽去搞水利工程，后来又被抽去大炼钢铁，庄稼没收完，都烂在地里。从此农民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难忘的岁月（12）
面对这些现实，引起正在学习马列着作的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业科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生产组织形式，分配、赋税上的思考。
恩格斯的《在*墓前的讲话》中告诉我们“*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的基础。毋庸讳言，农民是有陋习的。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离开了物质条件，去枉谈农民的缺点，农村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发展生产，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1973年初夏，当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时，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了解即将收割的小麦生长情况，搞清楚为什么小麦产量一直这么低的原因。在各小队农业技术员的陪同下，用了三天时间，查看了全大队6400多亩麦地。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麦地里的小麦品种杂乱。由于各种品种的小麦高矮、成熟期不一样，小麦长成了高高低低的几层楼。早熟的小麦，颗粒已经裸露，晚熟的小麦刚灌完浆，颗粒还不饱满。这使我想起，每次收麦时，镰刀一下去，就听到“刷啦啦”麦粒掉到地上的声音，原来是早熟小麦裸露的麦粒掉到地上了。这些麦粒自然是无法“归仓”的，这就降低了亩产。第二个问题是在和小队农业技术员们讨论亩产不高原因时发现的：不同品种的小麦种错了地方。有的小麦品种，本应该种在水浇地里的，被种到了旱地；有的品种应该种在半水半旱地里的，却被种到了水浇地里；不耐盐碱的品种，被种到了盐碱地里……但是，在查看中也发现二队有一块半水半旱地的麦子长得一样高，而且长势喜人。原来，二队的农业技术员是个有心计的小伙子，这块麦田是他从农业技术站用2斤普通小麦换1斤优良品种的办法换回的100斤“向阳二号”麦种，专门种的种子田。于是，我把二队的队长叫来，让他对这块麦地的麦子“单打单收”，第二年推广。同时要求其他小队也到农业技术站换优良品种的小麦，并且按照不同品种小麦的特点种在不同的地里，要求各小队上报准备换回的种子品种、数量和播种地点、面积。
为了保证第二年小麦能有好收成，大队决定，利用小麦收割后的农闲，在全大队开展“生土回填，阳土上翻”的“平田整地”（即是把土地下层的生土挖出来填入低处，再把表面的熟土覆盖到生土上面，以保证来年庄稼的生长），改造“滚瓜地”（即四面不平的地），扩大水浇地面积。同时，我和其他大队干部商量，采取每个大队干部“包”一个小队的办法，按照各小队上报的播种面积、品种，检查是否落实；在小麦播种后，督促各小队严格按照农时浇水、施肥。1974年春节正是小麦冬灌时节，知青们都回家过年了。为了保证冬灌的质量，我没有回家过年，每天都在地里检查冬灌情况，有时候干脆和老乡一起下地里“看渠”进行冬灌。
难忘的岁月（13）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1974年的小麦长势非常好。估产时，大队、公社都认为有望达到亩产400斤，那可是达纲要的产量啊（当时的农业生产纲要要求：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亩产达到500斤；长江以南亩产达到800斤）。可是实收后小麦的亩产只有340多斤，虽然超过了村里最高历史亩产264斤，可是距离400斤还差一大截。为了搞清楚原因，我拿上一小袋麦子去了地区种子站进行化验。小麦是以千粒克重来衡量的，我们的小麦千粒克重量轻，所以亩产低。这使我想起中学生物课上讲的，植物的果实需要磷肥。是否由于村子里很长时期都是施的氮肥，土地里的磷已经贫瘠了？化验结果确实是土壤中缺磷。氮肥是枝叶生长时需要的，所以，看起来小麦长势好，可是产量仍然上不去。我和其他大队干部商量后，决定想办法增加土地的含磷量。当时，磷肥奇缺，而且大队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磷肥。于是，我们采取将牲口圈多深挖一铁锨；让各家各户把鸡窝里的鸡粪都集中起来；每小队出人，到40里外的山上腐殖酸矿拉腐殖质（因为牲口尿，鸡粪，腐殖质中含磷比较多）。我和大家一样拉着平板车，沿着高低不平，崎岖蜿蜒的山路去拉腐殖质。由于全大队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1975年的麦子长得特别好。自己也被公社评为“优秀大队干部”。
我根据往年的经验：麦收7…10天，打场一个月。便在7月15日回到村里转党组织关系，一进村，就发现各小队还是一派繁忙的打场景象。在去大队部的路上，碰到几个生产小队的队长，我问他们，怎么还没有打完场？他们满脸兴奋，争先恐后地对我说，往年的小麦在场里最多沿墙集一垛半，今年集了两垛半还多，肯定是个好收成。还连连夸奖我说，元仁，你可为咱们村立了功了！我说，今年的收成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功劳，是不是立功还是打完场再说。
8月中旬，大队来信说，当年的小麦亩产达到了412斤，超过了农业生产纲要要求的亩产400斤的指标。社员口粮也从每人每年280斤小麦提高到350斤。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吃，终于为改善老乡们的生活做了一点事。
80年代中期，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村里看望乡亲们，比起我插队的时候，村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像所有地方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一样，村里个别人家生活还比较贫困，虽然吃饭不存在问题了，但还是住在土坯房内，穿着破旧。医疗问题也没有解决。
前两天村里来电话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低保”和“合作医疗”，后顾之忧正被一个一个地解决，大家觉得过更好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根据*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制定了新的农村政策，相信农村将迎来新的发展，农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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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1）
“*”、插队、回城
……我的青年时代
唐宁生
作者简介：唐宁生，男，1949年9月出生。安徽宿松人。*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68年高中毕业，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1971年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工程师，试验室主任。2004年病退。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中央“*”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
“文 革”
正当我们无忧无虑成长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共和国空前的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