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温暖他人。记得当年我去一位青年工友家作客时，淳朴的他热情地向其母亲介绍道：“我们是同一个学雷锋小组的！”话语之中流露着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特有的自豪感，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一年之后，我被评为厂“民兵积极分子”，并且和平方荣师傅共同荣获全厂1977年度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在1977年早春时节，我们济南第六机床厂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加工红色花岗岩基石的光荣任务。这项限时完成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多半由我们三车间的龙门刨组承担。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车间昼夜充斥着刨刀切削巨大花岗岩时所产生的雷鸣般的刺耳噪音。巨大的噪音令人无法静心，但一车车石材运往北京则令人兴奋不已。我时常来到大型龙门刨前，迎着飞溅的石屑观看加工石料的过程。由于红色花岗岩质地坚硬，我记得刨床组的师傅每半小时就要更换一副被磨秃了的大刨刀。当年5月，我们全厂职工每人都获得了一件“时髦”的奖品…… 一只白底红字、印有“毛主席纪念堂花岗石加工纪念”的大搪瓷缸……这件纪念品我已整整珍藏了30年而舍不得动用（30年来我曾多次自豪地告诉亲友和学生：“毛主席纪念堂基座上那象征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的红色花岗岩多半是我上大学前所在工厂加工的，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时，可别忘了去看一看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8）
由于我的小姑妈和表叔是“*”前山东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六一级大学生，当年他们除节假日常来家中作客讲述大学生活外，还曾带我去参观过北航校园和大学生宿舍。所以我从小便十分崇拜大学生，将其视为“知识的化身”。然而，在“*”以来只能“从工农兵中选送大学生”的制度下，我从不敢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尽管如此，在每个批量工件加工的间隙，我总是习惯地坐在工具柜边的小板凳上，借着钻床的照明灯读一阵书报。我曾一度满足于大型国企按部就班、略显单调的工作，但内心深处萌动着的对知识的渴求，又隐约让我不太情愿安于现状、当一辈子工人。
冬去春来，光阴飞逝，转眼间1977年的秋天来到了，我在高高的摇臂钻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
国庆节前的一天上午，在北侧工区开铣床的车间女团支部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小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恢复考试上大学了。你赶快准备准备，能考上大学多好啊！”当时“*”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很多“*”中的做法均在沿用，“左”的思想偏见仍然当道。所以，我听了这位年轻团支书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高考制度已经废除了，毛主席说过必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呀。”女支书看我不相信有点急了：“今后考试上大学，这是*说的。”听罢，我虽然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就是那个在‘*’中两次被打倒，刚刚复出的*？他说的话算数吗？”此时，“两个凡是”仍在盛行，社会上小道消息甚多。因此，我很快便将这一十分重要的忠告淡忘了，每天依然十分单纯地在车间里埋头工作。因为“上大学”对我来说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大约半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消息的正式公布，骤然打破了我一年来平静的工厂生活。
四 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
“如果考得好，我也能够上大学了！”……在无比的兴奋之余，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省委干部子女的团支书消息灵通。此时，距高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毫无准备且正在上班的我，真后悔自己早先太“自以为是”；没有早半个月开始高考复习。
报名很快就开始了。报文科，还是报理科？我毅然决定报考理科中的医学院……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险些毁了我的大学梦。我在中学时已初显文科方面的特长，那么如何选择医学院呢？这当然是“阅历”使然。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浩劫中，从军委总政调任军区报社社长仅半年的父亲，便惨遭*，全家因此被赶到苏北农村“流放”了近七年；而由部队转业后就当医生、一直受人尊重的母亲，恰恰让我和家人感到了“白衣天使”职业的安全、神圣和高尚。
作为生产一线的工人，参加高考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当年我高考复习的情景和艰难程度，是今天的考生们无法想象的。身为一名工人考生，最伤脑筋的是缺少复习时间、没有复习资料和指导老师。当时正值“*”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口号（在我们数千平米的车间里便赫然挂着这幅标语），全厂职工都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紧张工作着。我跟平师傅一个班，每天8小时，要将每个批次一斤至数十公斤重的零件在操作台前搬上搬下，工作任务重，劳动纪律严，等下班到家时已是筋疲力尽，几乎没有什么精力再看书复习了。我们车间直至12月考试前才给了几天假，冒着严寒匆匆走进考场的我，颇有些茫然和无措。一连数日，政治、语文倒是凭借平日的积累答出了不少，然而，毕竟我的四年中学都是“*”时在乡村中学读的，数理化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加上备考仓促，答对的题并不多。当年山东省的考卷究竟考了些什么内容，已全无印象。至今我只是隐约记得，考卷纸似乎与平时的用纸有些不同。后来才知道，由于中央决定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较迟，因而考生多、纸张少的矛盾凸现，中央政治局决定动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的专用纸赶印了全部考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9）
记得1977年的山东省高考很奇特：未公布分数前先填志愿。自知高考成绩不佳，当时我仍抱了“也许能考上”的侥幸心理，郑重其事地填上了“山东医学院”、“青岛医学院”等一连串医学院。转眼，在期盼之中日历已掀到了1978年春节前夕，迟迟没接到“体检通知”的我方知自己已名落孙山。这次失利对我的触动很大，也使我第一次亲身感悟到“坎坷”的滋味（当年好像没有公布考分，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首次高考中究竟考了多少分）。今年为开设《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学风》专题讲座，我从《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决策恢复高考》中查到：“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万人”，当年的高考录取率仅为。
1978年的春节在欢庆与沮丧中悄然度过。年后，在少数成为“天之骄子”的幸运儿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学校园之际，我暗暗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力争在1978年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然而，我所面对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与1977年高考截然不同的是，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首次全国统一考试，在考试更加严格规范的同时，放宽了考生的年龄限制，除了大量落榜或尚未参加高考的“老三届”之外，这一年将有大批实力雄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夏季高考，即使是像我一样的非“老三届”考生，也大多因待业、或刚刚返城而有大量时间去上各种各样的高考补习班（1977年高考时这类补习班几乎没有）。新一年的高考，对我这样一个1974年毕业于乡村中学、倒班工作、不能请假补习的工人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高考前，厂里在正常生产的同时又接到生产一批援外磨床的任务，我们钻床班的工作量骤增，每天8小时昼夜两班倒十分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是在凌晨天蒙蒙亮时才下夜班，当我洗完沾满机油的双手、迎着晨曦骑车穿越市区回家时，宁静、朦胧的大街上只有几位清洁工人在清扫马路。途中，找到一家刚刚开门的烧饼店，坐下等候可能是全城第一炉的烧饼出炉；待用残留着机油的手吃罢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后，每每再捎上几只给家人当早点。等我从西郊赶到家时已十分疲惫，洗漱之后倒头猛睡。傍晚时分，又要开始新的一轮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进行着各科高考复习。开始，我仍抱着“考医学院、当白衣天使”的信念备考理科。渐渐发现自己数理化基础太差，与其他理科生的差距日渐拉大，内心很是着急。一天，因复习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钻床时，我一走神不慎将贵重的精密模具弄坏了，导致磨床某种零件的机加工停产半天，受到师傅和班组长的批评，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转眼“五一”将至，正在自己焦虑和彷徨之际，一天工间休息时同车间的一位老大哥以乐观的口吻鼓励我马上转考文科。
回首往事，当年多亏这位老技校毕业生的明智教诲。转向文科后，对我来说真可谓“扬长避短”：除数学这一弱项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亲的指点下靠自学复习。令人难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秘书谢芬桂先生悉心指点。谢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国初期曾在政务院担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秘书多年，后因李立三的“历史问题”被贬至我厂工作。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多次热情地帮我审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其库房办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读好书，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在辅导孩子的功课。1977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其子谢伯阳在首都一家工厂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经验。这些消息和经验对处于迷茫之中转而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帮助（谢伯阳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源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由此，我们两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0）
当年家长对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这般重视。记得在我1978年7月参加高考之时，父母根本不在身边陪伴：父亲在此前几天，已随济南军区师以上干部参观团赴京参观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去了；母亲作为医院科室负责人，每天早早地赶往办公室。与1977年的高考一样，1978年我依然是只身赶赴考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高考补习班，但因有备而来，却多了几分沉着和坦然。几天考下来，除数学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除个别题外，解题基本上顺利，似乎都算发挥正常。然而有“前车之鉴”，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回厂上班大约一个月后，我无比兴奋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36分，除数学仅考了38分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数最高，历史次之。1978年在山东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这个成绩表明：我终于将在1978年秋天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
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正在车间工作。似乎已经有一点预感，心情特别愉快。大约九十点钟，忽然有人大声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说有好消息。“肯定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极度兴奋，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厂部二楼的办公室。在我从领导手中接过那份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