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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雪爪，岁月留痕（4）
然而，曾几何时，地方性……这一破坏性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兵团战士的生活中又悄然消隐了。
也许，是北大荒的风雪统一了兵团战士的服装……长年日晒，几经拆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却都添上了许多补丁。也许，是五湖四海的交汇，打破了各地方言的障碍……绵软的吴音融入了北国的粗放，关外人也能听懂几句上海人的俏皮话。也许，是岁月的流逝，改造了青年人的火暴脾气……同在异乡，远离亲人，相交贵在相知，何必非是同乡不可。也许，是烟、是酒、是牌，是烟酒牌把各地的知青拢在了一起……在烟雾、酒气充斥的牌桌上排遣共同的思乡之情。
也许都是，又都不是，反正人们惊异地发现，悄然而至的爱神是没有地方性的。她把依城市而划分的一拨拨知青变成了纯以性别为依据的二人组合。其间，京沪、京哈、沪杭，乃至城乡（知青与农场职工子女）等跨地区的组合不在少数。
领导们可以舒心了。地方性的争斗没有了，知青们似乎要安下心来扎根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蕴含其间。沉浸在初恋中的知青们也没有想到（或不愿想到），为了这一圣洁的爱，他们将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恰恰是在大下乡的十年之后，同样汹涌而至的大返城浪潮席卷北大荒。按当时的规定，只有知青可以返城，而且只能回到原来所在的城市。于是，首当其冲，遇到麻烦的是那一对对城乡组合，其次是异地组合。有立时分道扬镳的；也有一时难以割舍的；有哭天抹泪闹到法院的；也有强忍思乡之痛，咬牙留下不走的。这里面有着前途的抉择，也有着感情的纠葛。每一对组合都留下了那两次时代大潮的渍痕，又都形态各异。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而对于许多当事人来讲，却是永难平复的心灵创伤。毕竟，在北大荒的十年，乃是这一代知青的人生旅途中不可再得的宝贵时光。那与青春同在的激情、友情、爱情，岂是轻易能够忘怀的呢？
六七届与七七级
如今，我已进入耳顺之年。回望过去，不能不感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免不了会有太多的坎坷与波折。问题是，当拐点出现的时候，做出怎样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1966年的那个夏天，依然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当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二，憧憬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步入大学的校门。突然，“*”风云骤起，高考制度废除。批判、造反、夺权、武斗，成为此后一两年间的关键词。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同班、同校、同届的同学*云散，或山西、陕西，或云南、内蒙，我去了东北。这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历史把我定格在六七届、老高二、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的位置。
感谢*的复出、1975年的整顿，借了“困退”政策的光，我于1976年初从北大荒迁回了北京。待业期间，暂在北京焦化厂水处理车间干临时工。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初闻欣喜，欣喜之余同学间奔走相告。继而犹豫，30岁的人了，还能学得进去吗？何况而立之年，尚不能自食其力，岂不羞哉！于是报考的截止日期就在我的犹豫中逼近。
最难忘，那个不眠的初冬之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我的脑海中翻波涌浪。说实话，我舍不得那份经人介绍才得到的临时工作，心底里一直充盈着可能转正的希冀。彼时，无数的返城知青多在待业，能成为国营大企业中的一员，该是多么的幸运。然而，我清楚，十年间，在我的心灵深处，何尝真正放弃过少年时就已萌生的大学梦（因为喜好画画，曾想考美院；待到进了四中，又把名牌大学列为首选）呢？如果说，十年前是无可选择、无法选择，那么今天，当机遇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又怎能轻易放弃呢！
鸿飞雪爪，岁月留痕（5）
当夜色淡去，晨曦微露之际，我终于做出了抉择，赶在最后一天报了名。为留后路，没有声张，不敢请假，依旧是三班倒地坚持工作直到考试前夕。好在母校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记忆还在。碰巧的是，班组里有两名“*”中高中毕业的正式工也报了名。虽然，他们要复习功课，我这临时工便承担了全部的取样、化验水质的工作，较往日更辛苦。但是，基础薄弱的他们，常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而为他们答疑、解惑的过程，便成了我唯一的复习备考。
于是，历史又把我，以及我的那些流散到各地的同学推入了七七级、新长征的行列。弹指间，时光流逝，我已从兵团农工、待业知青，成为了高校教师。但我总忘不了31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历史的机遇、关键性的抉择、不懈的努力，给了我续航远行的可能……
这些年，曾分别与当年小学、中学与大学的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不免互道平生。几十年的沧桑，各留下不同的轨迹；人生的万花筒，幻化出多少酸甜苦辛。
我悲怀，我那山西插队的高中同学德旺，未及圆梦大学，青春的生命却已早早地化入雁北的土地……老天怎么如此的不公！
我不安，我那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中，有不少人身体犹健，竟已早早地加入了下岗、退休的大军……时势使然，却也无奈。
但我欣慰，绝大多数同学，无论是尚在从政、经商、埋首于科研、教学的，还是已经下岗、退休、含饴弄孙的……都健康地工作着、生活着。
今年春节，我们六七届高二（6）班的近30名同学与当年的班主任凌毓儒老师共庆生日（我们是60岁，老师是70岁）。40多年来，凌老师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把一个又一个毕业班的学生送入大学的殿堂。像蜡烛那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
我庆幸，固守校园近30年，不曾动摇修身、悟道、授业、解惑之志。说不上是好教师：虽然，我曾认真备课、讲课，但是，“*”十年的荒废，使我能够给予学生的，仍少于学生所需要的。也说不上是好班主任，每送走一拨学生，都留下许多遗憾：或因主观，而对有些事情的处理过于简单；或因疏漏，而对有的同学的具体问题关心不够……尽管我可以为这遗憾或疏漏找出种种自我开脱的理由，但在内心深处，常怀内疚之情。
当年，连队里的六九届新生羡慕地说：你们这些高中老生，好像什么都知道，遇事想的多。而现在，校园里的年轻人则是不屑道：你们这代人，干啥都认真，活得太沉重。的确，这是我们老三届的共有特征。想的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怀揣社会的、个人的理想，即使这理想曾经破碎。太沉重，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报国、顾家的责任，无论多艰难都勉力承担。
先哲临川而曰：“逝者如斯夫！”确实，对于我们这批从六七届高中生中走出来的七七级来说，孩提时代的纯真与欢快，早成遥远的过去；青春的激情与活力，亦被乡野的雨雪风霜所销蚀；中年的艰辛与奋斗，尚在沿着惯性继续；而傍晚的霞光，已然照临我们的前路。历史似乎注定了这一代人更多的是扮演过渡性的角色……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饱尝文化饥渴的苦果；待到雨过天晴时，已无了年龄的优势；“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尴尬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就难以避免。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些有幸于“*”结束之后开始陆续接受正规、连贯、高层次教育的一代新人早已在各个领域中崭露头角。包括我的学生，就属于这新一代。
他们是幸运的：虽然出生于“*”中，却是成长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使他们享有了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青春的自主权。他们是成功的：早已褪尽了十多年前初出茅庐时的稚嫩……在学校、机关、厂矿、公司，在一切可以施展他们才华的地方振翅高飞。他们代表着未来：三四十岁的年龄，黄金时段；已然铺开的事业，如日中天；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正开足马力，疾驰远行。
面对幸运的他们，我想起了杨牧的诗句：“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自弃。”堪可*的是，坎坷的我们，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没有自弃；而当命运交还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又竭尽所能。
其实，任何一代人，都只是历史长链上的小小一环；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里，渺小的个体不过是一滴水珠。然而这水珠，也能折射出时代、社会、人生的某些影像，作为后人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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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远去的日子（1）
那远去的日子
王元辅
作者简介：王元辅，男，白族，1947年出生，*党员。1966年高中毕业后，碰上“*”运动，学业中断。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回乡，当了十年农民后于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专修中国少数民族史。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就职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的研究工作直至2007年离职。1996年任*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现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2006年，被评选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临行前的那一夜，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家里来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几斤白酒，每个土碗里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脸通红，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话了。第二天，我告别父母妻小和家乡父老，迎着朝阳上了路。从家乡坐汽车到昆明颠簸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昆明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就请同室的同学带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门广场更是被许多鲜花装点，显得十分庄严大气、五彩斑斓。盘腿坐在广场上，我开始回想起这十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旋地转的变化，可我并不清楚是谁在哪一天翻转乾坤敲定了这一变化。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人，就是*。
那是一些远去了的日子，远去了的是那开始苍老了的老三届，那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新三级，还有那远去了的30年。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年暑假，乘火车返乡，没买到座位票，只好直挺挺地站立在拥挤的人群中间，不时环顾左右，看谁有下车的动向。可惜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却毫无成果，两腿开始发麻，渐而发肿。遂在过道的人群*双脚，做下肢活动。我左侧的硬座上，六条汉子正高声谈论，倚椅听去，原来他们正讲着知青下乡的经历，一身材魁梧者正说到他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