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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元帅就是叶剑英。
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反党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结果在蒙古国折戟沉沙。不久，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不但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而且我似乎对外语已经有些荒疏了。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
“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中，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跟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思维转换的过程消失了，我已经能够像剧中人一样，把他们说的用汉语脱口说出。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你叫什么名字？”叶剑英问。
“首长，我叫熊光楷，熊是能字下四个点，光明的光，楷书的楷。”
“谢谢你了，搞同声翻译很辛苦。你去吃点夜宵吧。”
夜宵的味道很好，但我的心情更好。虽然几年不摸外语，但我适应得很快，翻译水平没有下降。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对我态度很客气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是共和国的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普通的专业军官，但他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客气地留我吃饭，由此可见他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走进了元帅之家。
叶剑英正在走廊里锻炼身体，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别告诉我你叫什么。”略一沉吟，他马上接着说：“你姓熊，熊向晖的熊。”
我接触最多的元帅（2）
这一次，我不但是感动，而且是钦佩了。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从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到八路军参谋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是军中公认的“参座”。参谋的一项基本功，就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叶剑英只问了一次我的名字，便能准确记住，这样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而渗透于其中的，仍然是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知道，叶剑英还有一位外文秘书，这在老帅中也是罕见的，而他并不把这位外文秘书称为“秘书”，而是称为“Teacher（老师）”，这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而叶剑英提到的熊向晖，既是与叶剑英很熟的一位传奇人物，又是当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会谈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叶剑英看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熊向晖的熊。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想法有关。
在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叶剑英的子女，并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所说的“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1）
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的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组成了一些委员会，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徐向前陆续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各种职务，但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却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令我感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徐向前仍然密切关注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以及战争战略因此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
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
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
“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虔敬地盼望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
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2）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1）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十大元帅中，我最早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说起来，我还曾经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