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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性真情有几人（1）
何谓“真文人”？
　　其一，真文人肯定是性情中人，内心一派天真浪漫，善感多情，不圆滑，不世故，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待人、处事、接物决不走虚伪和阴暗的路线；
　　其二，真文人的个性十分鲜明，无论狂狷、桀骜、固执、刚强，还是恬淡、平和、谦退、渊静，均达于巅峰，趋于极致，不落入中庸的窠臼；
　　其三，真文人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倾向，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破绽和社会的疮孔，更容易滋生失望的念头和痛苦的情绪；
　　其四，真文人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他们只相信道义，不畏惧强权，只相信智慧，不畏惧野蛮，有时要他们低头竟比要他们断头还难；
　　其五，真文人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六，真文人风流用情，不藏掖，不躲闪，不怕流言中伤。
　　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无所谓新旧。像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则是典型的旧文人，而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
　　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他性似顽童，专好玩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以调侃他人、嘲弄他人、敲打他人、讥刺他人为赏心乐事；王国维貌似冷漠，其实热忱，他对王室至忠，对朋友至信，对家人至亲，一旦精神顿失凭依，便毅然投身湖水，舍弃生命；陈寅恪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内心爱慕的竟是古代的才女陈端生和柳如是，他惟恐二人沦没，竟调用其渊博的学识精搜力探，为她们考证身世之谜，撰写长篇传记，盲翁晚岁雅兴亦可谓不浅啊；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易顺鼎貌似淫荡，其实深情，他爱慕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等一众坤伶，用心留意至极，人谓其花痴，并不公平；张竞生貌似荒唐，其实严谨，他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性学和人口学，颇多真知灼见，却因超前而受诟病，因惊世骇俗而无处容身；弘一法师貌似严肃，其实悲悯，他多才多艺，名满天下，却一朝尽弃，皈依佛门，连柳亚子都看他不懂，世人更看他不懂；苏曼殊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人谓其癫实为痴；八指头陀貌似慈柔，其实刚猛，他遵循佛祖“千疮求半偈”的苦修精神在长明灯上烧断两指，此种毅力，常人难以想像；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奔放，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执著劲举世少有，为了追求十六岁的美少女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追求二十四岁的美少妇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他硬是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飞机坠毁；郁达夫貌似洒脱，其实冲动，他太在乎王映霞，方式却不得法，他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写下《毁家诗纪》，最终家丑外扬，婚姻解体，一代才子流落海外，竟至尸骨无存；沈从文貌似笨拙，其实精明，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一味地使用书信攻势，终于大功告成，他面对政治的高压，毅然放弃文学创作，钻研古代服饰文化，卓然而为专家。
　　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要看一个文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愿不愿走进这样的循环圈。伪文人热中于名利权位，他们不得不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还哪肯去走真—善—美这个循环圈呢，就算他们走过一遭，戴着假面具，走了也还是白走，无济于事。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蔑视的实际上是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这些“三无产品”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
　　至性真情有几人？这样问，多少带点悲观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有乐观的必要，无论在何时，真文人都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那些伪文人藏头则露尾，藏尾则露头，根本无法遁形。
　　

至性真情有几人（2）
2006年09月25日
　　于长沙梦泽园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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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进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拿着他乌黑的长辫玩赏了好一阵，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就对她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那条长辫转瞬间便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像大侦探一样，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光是抄书就有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回到马来亚，入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时，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顿然作出180度大转变。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研究经史。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回归中土四十年后，忆及往事，辜鸿铭对马建忠�

《新文化与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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