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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二没有来，陈哲也关在自家的房子里，他刚刚输完液回来，脸部的肿胀没有消去，因为感染脖上的淋巴肿得很大，嘴唇也肿了，可能是面部神经的问题，整个脸也扭曲了。为了让他们了解孩子感染的严重性，陈哲父亲陈胜还是把儿子从卧室里拽了出来，陈哲见到了大小二的父亲老戴，自己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说话的声音也小了许多，对方这个人是他所害怕的，更别说在整个南官亭街上都在谣传，三线厂里有枪，而且老戴一看就是个有脾气的人。虽然感染的情况很严重，但是孩子不像父母那样容易夸张，他告诉老戴说自己没事，桃阿姨走过去摸了摸陈哲的头，发现他的脸很烫，她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不知道这到底是出于一种惊吓，还是处于表演的需要，反正她当场痛哭流涕，并且声明回去一定会严厉的惩罚自己的孩子。
陈哲的母亲吴广莲，不像桃阿姨那样会演戏，她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她是个知青，在将军山三线厂那一带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整个南官亭街、东河口镇或者整个丰乐河上游，大家都知道吴广莲医生是个知青，她来自遥远的上海，嫁给了本地的陈医生，扎根在卫生院。吴医生长得很好看，即使岁月使她脸上有了许多沧桑，但依然可以从她的表情里看到她年轻时风华正茂的一面，上海人有上海人的精明，却也有着上海人的本分，她要对桃阿姨说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之类的话，这四个大人坐在一起除了陈哲之外，他们都是有着清晰目的的，吴广莲要求老戴一家必须对陈哲的伤口感染负责，不仅是医疗费，甚至包括有可能引起面部神经感染所引发的更复杂的问题。在桃阿姨听起来，因为孩子的打架，因为一只木棒打出的伤口就会引起面部神经的坍塌，以及脸部的变形，对于这么严重的后果，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作为一个精明的上海人来说，吴广莲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孩子担心，最后谈判的重点就落到要把孩子送到县城去治疗，因为只有在县城才能够检测面部神经是否真的受损，然而那时无论乡卫生院还是农村，要想把一个孩子送到县里的医院自费去治病，这真不是一件小事。这才是双方谈判的重点。
丁冒德的变化很大，她不仅是穿起了广城一带新潮的裤子，后来我们知道是牛仔裤，而且还因为她小小的年纪对外面的事情张牙舞爪，显得那么的有信心，可以说她是在我们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能对未来的世界有些新的想法，而她的父亲丁帮举不仅在那个曾经从山洞里逃出去的逃犯恢复了他显赫的位置之后也恢复了他的书记身份，而且以他曾在毛坦厂中学读书所积累下的在将军山一带几乎很少有的知识水平，在这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出意外的使他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似乎他不仅是个大队书记，他的一举一动在长冲公社甚至在张母桥区在整个舒城县近乎都要被说成一个典型了。
即使在那个火红的，政治作为唯一标准的红色时代，也是从他的手上办起远近几十里第一家窑厂，也就是董岗窑厂，烧的砖头都拉到了六安县境内，即使那时没有生意头脑，可是关于乡村，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考虑。丁冒德的新思想，新看法，其实有很多来自她的父亲，她父亲的很多话在家里面除了告诉丁冒德，对于他的妻子家贵，他几乎一言不发，因为家贵实在是太沉闷了，她不关心那些发生在大队部的与权力有关的任何事情，她只顾做饭，带孩子，养猪，种田，走亲戚。丁冒德和丁帮举这一对父女，在这些年似乎是迈着整齐的步伐，仰首挺胸的向前。
丁书记除了在董岗继续扩大他的窑厂，还在将军山下，在三线厂围墙下边，隔两个山头的一个山冈的下面，办起了将军山一带第一个预制厂，起初用的还是土办法的模子，后来，他从另外一个区引入了新的倒水泥的模具，轧钢筋的模板，一个预制厂办起来了。而且他也是舒城县许多村子里第一个用白色石灰遮盖了毛主席语录的人，换之以改革开放那些新的词汇，那种紧抓阶级斗争，打击反革命，弘扬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字在将军山生产队一带是被无情的抹去了。预制厂的出现，凝聚了将军山村一些头脑灵活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到一处。而那时，随着丁书记地位的提升，丁冒德显得更加地自信，从丁冒德偶尔的谈话中我们也听得出来，那些基本上还没有从温饱线走出来的村民，又开始陆陆续续地去找她的父亲，有的是谈种子，有的是谈肥料，有的是想加入预制厂、窑厂，有的是说那些小买卖的事情。我的远房四姨刘宜村，就是前面的那个巫婆，自从那次让她协助丁帮举去找那个逃犯，但又很遗憾的失败后，就非常憎恶丁书记，只因为丁书记当河南的大队书记，没有任何权利上的瓜葛，所以她也不需要和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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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超生狂
曾经被丁书记五花大绑从金鸡寨押回董岗窑厂的我的远房四姨刘宜村的巫婆生活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先是低沉一段时间，随后又红火了起来，因为很多人想到了要找钱，就要去占卜，刘宜村经常被请了出去，刘宜村挣不了多少钱，她很享受，在那些被请出去的神经兮兮的夜晚，回忆被丁帮举五花大绑过其实本来也不意味什么，但她想不通的是，她是一个六安县的人，是高山乡广城大队的人，却为什么偏偏被河南村的一个书记五花大绑了呢？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的那些夜晚，她曾经尝试过要去找这个丁书记，特别是在丁书记被免职的那几天，她动过用她的巫术去报复他的念头，但是她的巫术也并不那么可靠。她自己很清楚，她的能力很有限，她甚至连去荷叶地走一趟的信心也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然而，那份有些惨淡的仇恨却始终没有解开过，像很多乡民一样，她有着自己的尊严，每逢想到被五花大绑在会议室的情景，她就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
后来，她内心那个大胆的计划在那张老床上无数次和她的丈夫宋明巾商量之后，她觉得丁书记在以后还是会派上用场的，一个会派上用场的河南村的书记的形象使她突然觉得人还是应该与人为善，还是应该讲道理，还是应该平和。她平静地躺在床上，望着那张古老木床镂空的雕花，她能预见作为一个女巫她的命运，也许并非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她知道那么多个夜晚和丈夫争吵都因为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没有生下一个男孩。而她的丈夫是多么需要一个男孩！那么，需要一个男孩和丁书记有什么关系呢，她和她的丈夫都想得很远，她是一个女巫，但是一个女巫并不比一个常人在对待日常生活时会获得更多的力量。她已经做过了节育手术，而且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没有任何人敢于顶撞。
我母亲和刘宜村之间并没有隔着多少房头，实际上没有出五代，都是从刘庄嫁出来的人，刘宜村准备要超生的消息在乡间慢慢流传，大部分人都表示可以理解，虽然在那个时代超生面临着非常严厉的惩罚，但很多人依然铤而走险，甚至背井离乡。
她去找了她的一个姑姥，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姑姥，那个老奶奶是这附近最有名的接生婆，也不是找她出主意，而无非是希望她的姑姥能给她以信心，似乎一个接生婆对待生孩子的问题比她一个女巫有更多的发言权。那个奶奶没有跟她谈细节，只是告诉她，如果你想生，你可以把他生下来，并且不需要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就在将军山，就在家里面，就在做法事的那间屋子里就可以生下来。刘宜村一直没敢把那个大胆的想法告诉姑姥，但我的母亲却知道对于一个急切想在她那个年龄生一个男孩的女人来说，她是没有多少选择的，不是说她作为一个女巫，她不去卫生院或更大的医院，而是因为在那个组织严密、政策严谨、计划生育作为头等国策被贯彻的井井有条的年代，任何超生孩子的梦想对于组织来说都是插翅难飞的。
后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也许没过八点钟，大队的广播刚刚熄灭了，那高亢明亮的政策宣讲在刘宜村家的卧室里还有着稀稀啦啦的回响，她的一个已经远嫁吴家老院以上山区的亲姐姐回到秧塘庄，此刻正在卧室和厨房之间来回穿梭，不知道她在练习什么，但她却像一个赤脚医生那样有勇气，铸造了一根细小的铁钩，并且用火反复的烤过，用水浸过，她并没有用铁钩去试，对于她来说，她所要做的仅仅是按照刘宜村的指示，用那只铁钩把她在做节育手术时所上的工具取出来。现在人们难以想象一个乡村妇女即使她是巫婆，她会在剧痛中发出怎样惨烈的呼号，她咬断了塞在她嘴里的毛巾，但是她如愿以偿，取下了节育器。随后宋明巾、宋老七和本村的几个兄弟商议着要把刘宜村送到张母桥的卫生院，他们想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绕公路，必须从下河嘴过石桥，用凉床扎起的临时单架，把流血不止的刘宜村抬向卫生院。但是刘宜村神志清醒，此刻她才显出她巫术的一面，不是给自己打了卦，而是以超人的意志力命令身边的丈夫以及屋外的男人，她哪里也不去，后来有人说，她是用灰火团里的灰止住了血，也有人说她是用结着鸡粪的粗糠，也有人说是用大麦的麦麸，但不管怎么说，流血没有熬过那漫长的黑夜，最后停止了。
那晚，刘宜村很早地躺下，睡在卧室宽阔的大床上，眼睛始终不离开那镂空的乌黑的雕花，她甚至从那些雕花的空处看到了一个活泼的男孩，跃然其上，沉默的丈夫也躺在她的边上，这样的夜晚，持续了整个闰月的上旬，直到有一天，刘家的嫂子来到了秧塘庄，她也是我远房的舅母，她在门口一出现，况且是在上午时分，在农村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上午是绝不会串门的，刘宜村看到她的嫂子有些预感，她要来说什么？果然她的嫂子把她拉到了那个搭在她的正房边上的一间做法事的烧香的土坯房，在那里嫂子以一种吃惊的口气喳喳呼呼地问她，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刘宜村知道她讲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她反问她，难道要弄死人吗？我们就是要生！她的嫂子和她在那里磨蹭了很久，后来嫂子的意思很明确，假如要生，一定要想办法。刘宜村赶忙问，想什么办法。嫂子害怕她提出的这个建议会遭到刘宜村的反对，其实她更害怕她的建议会让宋明巾嗤之以鼻，所以她哆哆嗦嗦的很难讲出口。
这时在几里之外劳作的宋明巾抽着烟坐在他的地头，望着静静的丰乐河，又像在发呆，又像在思考他的一生，关于是否要生孩子，看起来是女人的事，实际上永远是这些男人的事。所以我的这个远房舅母和远房四姨回到客厅一起泡茶时，她们一起抱头哭了一场，像是慨叹命运的起伏，又像是祈愿这一切平安度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