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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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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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翻腾出三四个战争年代用过的马榦子。他说,真要打起仗来,打游击,这些东西很有用。如今,这两盏马灯还在我家保存着,前些日子收拾储藏室,我想把它们丢掉,想了想,又舍不得,还是继续留作纪念吧。
  准备行装时,按上面的要求,尽量少带东西,最好能一个人挑得动。想到这个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父亲的情绪比较低落,他让陈兆保和周均伦把带不走的东西,一些文件、电报、资料等涉密的东西,统统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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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做点什么?(3)
“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4天,父亲带着6岁的聂菲,在陈兆保等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了邯郸。由于当时父亲只有一位秘书,周秘书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车站送那一老一小,当老人和孩子钻进车厢,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时,周秘书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父亲到邯郸后,被安排在行署宾馆住宿。虽然那时的宾馆条件也很差,连暖气都没有,但由于这一带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亲和其他落难的老革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
  到邯郸的第二天,父亲就默默地来到了邯郸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志哀,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他一定又想起了这位亲爱战友的音容笑貌,想起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做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对陪同他的邯郸军分区的一位年轻干事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来到邯郸烈士陵园参观时,向陵园领导讲到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他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中,陵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情。
  在邯郸的日子里,父亲总想着做点事情,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不是搞战备吗?他就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分送到军分区、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等。尽管泥牛入海,父亲并不泄气。
  他提出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拨给他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普车。他在军分区岳明理干事的陪同下,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峰峰煤矿,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父亲冒着严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还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警卫员。中午,他在一间平房里休息,矿区领导告诉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他却说:“这里挺好。”
  聂菲在邯郸的小学校插班读书,她是北京来的,穿戴打扮显得洋气,同学们都叫她“小洋人”。她听不大懂孩子们的本地口音,交流起来困难,她有时感到很孤独。在她不上学的时候,爷爷总是愿意带上她到各处走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就是在邯郸,她第一次见识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欢;她还认识了很多的农作物,大开了眼界。她还说,老爷爷那时就教导她,要学会接触社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不能与社会有距离。后来,在她长大成人后,爷爷总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父亲听说,离邯郸30公里远的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搞得不错,这里人多地少,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间作套种”的耕作法,两年里种了7茬庄稼。父亲兴致勃勃去了,而且一连去了好几次。
  父亲第一次来到何横城,随行人员向大队支书李合贵介绍说:“这就是聂荣臻元帅。”
  纯朴的乡亲们上上下下打量父亲,李合贵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像龙、像虎,像个大官。不愧是大元帅呀!”
  父亲同村民们一一握手,说:“听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很好,特来这里学习。”
  他们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面前这位穿布衣的元帅没有一点架子,就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讲起了科学种田,时而放声大笑,父亲频频点头。临走时,父亲说:“人总得吃饭穿衣,像你们这样立足农村,为国家人民做贡献,我看我们的党、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来了,他在村子里转,到村民家里东看西看,还来到养猪场、油坊和菜园,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横城大队的经验。
  父亲第三次来,没有打招呼,而是直接来到了大队的实验农场,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父亲单刀直入地说:“我过去是主管科学的,你们是农业战线上搞科学种田的,咱们有共同点。我虽然不懂农业种植,但我知道科学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农业也是一门科学,而且你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天,想请你们再给我讲讲怎样科学种田。”
  他们干脆坐在地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详细地讲开了,讲他们怎样“间作套种”,怎样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单位面积上使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获得了丰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贫穷低产的情况下,何横城大队粮、棉、油产量却连年翻番,令父亲欣喜不已。他称赞说:“你们做得很好,真不简单,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吃饭穿衣就不成问题了,我回去后要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情况。”
  回到邯郸住所,父亲便把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
  第四次来何横城时,父亲对李合贵说:“我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把你们的成绩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李合贵听说周总理都知道他们大队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带父亲参观大队的养鸡场,父亲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品种,产蛋怎样,防病、喂养的情况等等,不厌其烦地问。其间,父亲见饲养员用力一吹哨子,不论多远的鸡都能飞跑而至,乐开了怀,说:“养鸡也能军事化呀,哨子一响,就能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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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做点什么?(4)
父亲还是发现了问题,他对李合贵说:“你们的鸡品种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郸住处,父亲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自己掏腰包,让买200只名为来亨鸡和九斤黄的优良品种雏鸡,要快些送到何横城大队,送给乡亲们饲养,并说这种鸡比乡亲们喂养的土鸡成长快,产蛋多。
  在京的周均伦秘书很快照办,把雏鸡运到了何横城。30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均伦,他仍然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聂帅太爱科学了,简直是痴迷科学,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还想着科学种田,科学养鸡。”
  1973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参加了全国棉花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周总理在会上说:“谁说北方地区不能粮棉双高产?何横城就能双高产!”
  1974年“十大”期间,父亲将李合贵接到家中做客,说:“你们的经验好,了不起,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这是你李合贵的光荣,你们全村的光荣!”
  如今,何横城大队的老支部书记李合贵早已逝世,他的儿子李明山和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来这里的情景。2002年我们到老区寻访时,我和寻访组的同志专程去了一趟何横城,乡亲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来到我家,说是要向聂老帅报告村里的情况,他站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腿跪地连连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把30多年来何横城的巨大变化讲给父亲听……
  如果不是后来父亲得了皮肤病,他还会在邯郸待下去。这里虽然清苦,但远离喧嚣,他过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他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夜里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淌黄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觉又影响到他的心脏。从北京找了药送去,父亲用了也不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询问父亲的身体,父亲就讲了他的皮肤病。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于是,父亲便结束了“疏散”——其实是“流放”的生活。
  在这之前,母亲也结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坐火车回北京。周均伦闻讯去火车站接她。她是坐慢车来的,周均伦按时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旅客们乱哄哄下车,他却怎么也看不到我的母亲。他踮起脚尖打量,终于看到一个面熟的老年妇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顶解放帽,把头发塞到了帽子里面;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根草绳子。周均伦后来说:“看来看去,哟,那真是张处长。”
  当时他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呀。”
  母亲说:“我去劳动,就得像一个战士的样子,我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
  她晒黑了,变瘦了,但也结实了。
  母亲回到家里,人们看到她的这副样子,也是一脸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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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际情更浓(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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