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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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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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重新“挂帅”(3)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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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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