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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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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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永远的牵挂(2)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华罗庚这样的老专家,在海内外都是影响巨大,是“国宝”,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退休干啥?只要他们身体还行,就不要让他们离开科学研究岗位,就要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1983年9月,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离退休的年龄、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永远的牵挂(3)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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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1)
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父亲当即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好写的。魏巍再三说,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父亲说,他考虑一下再说。
  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先不写传记,因为为他写传,而要他本人谈情况,这不好谈。他说:还是搞回忆录好,搞回忆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灵活,文责自负,我自己对历史负责。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这是我应尽的历史责任。
  从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父亲近百次找写作组的同志谈话,他一次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又回到了那远去的岁月,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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