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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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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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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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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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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