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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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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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件的取舍,但如果有争论,则须民主决定,每个人都无权独断独行。《中国》组织工作有缺点,人少,人老,致使分工不明 确。负责人都是临时凑在一起,彼此有大致了解,但都不十分熟悉,需要一个过程,大家的思想才能逐渐一致,才能减少工作上发生某些不合拍。我们应该建立革命者的友情,避 免感情用事,闹派性闹意气。应该平等相处,彼此相信,不是彼此猜疑。我们都是直性子人,可能容易发生一时的见解矛盾,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容易释然,容易和好,我是这样 想的,也盼望是这样,不知你以为然否。在当你的思想、我们的看法不统一时,是否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说,先团结起来干工作吧。现在家里是舒群、雷加、牛汉在负责, 你尽管先同他们谈谈,他们都比我能干,客观,希望你们合作得好。我大约四月中旬可以回来,回来作检讨,请你们宽恕。五月也可能出国,四、五、六期都是舒群管。我当尽量 帮助。
  信的末尾说明:“这封信开头写在桂林,收尾在长沙。”
  丁玲回到北京后,4月16日,接到刘绍棠4月14日的复信。
  收到您的长信。听家人讲,您在赴广西前夕,曾给我打过电话。您是我的老前辈,我很过意不去。《中国》主编六人,以您为首,都曾想齐心合力办好一件当代中国文坛的大事。 艰苦创业时,大家各尽所能,共同奋斗。为什么打开了局面,反而难以合作下去呢?您更应该多想一想。我们之间,是合作共事,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您在六人之间,是协调,不 是领导。那么,这些日子,究竟是谁忘掉了分寸,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伤害了这个本来志同道合的集体?团结,只能是大家的向心的凝聚,而不是对一个人的服从和依附。
  您依靠您的亲信,您的亲信依附于您。事事向您和陈明同志请示,而我和另外的某些主编则不能与闻,不得而知,您怎么就没有感到不正常呢?安排编辑部的组成人员,跟谁商量 过?我们推荐的人,为什么遭到拒绝?为什么我多次提出意见和建议,都不被考虑,是不是怕被打破一统天下?第一期的大部分小说,第二期的一部分小说,是我组稿和安排的。 为什么第三期的小说安排在接受我的设想之后,忽然又以‘照顾’我的身体和创作为名,另行筹划?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您是无心,那么某些人却是有意。您听任自己的亲信 不把您的合作者放在眼里,这是不是想要把《中国》搞成个人的事业?
  您可以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但无权生杀予夺。我对您那篇报告文学,以及其他同志(主编和编辑)的作品,行使过这种权力吗?我的小说将在不低于《中国》的杂志上发表。对 它的最后评价,不是您,也不是我,而是读者和时间。
  我和您在政治思想上是很一致的,但是在艺术观点、思想方法、待人接物、工作作风上差异很大。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而互有谦让,那么不但难以继续合作,而 且甚至会把过去留下的好印象也毁掉。祝康乐!
  后来,《瓜棚豆架雨如丝》在新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家》上连载3期,后又由北京的《长篇小说》全文刊登。1987年1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2。 舒群火了
就在刘绍棠的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候,舒群也火冒三丈,发了脾气。
  舒群是《中国》的发起人之一。
  丁玲和舒群是老关系了,他们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第一次是1930年代末,抗日战争期间,为《战地》文艺半月刊,丁玲、舒群不欢而散。1984年11月21日第一次在京编委会上,丁玲讲话时说:“我刚才和舒群讲了,我们三十年代 就合办过刊物,后来吵崩了,现在又来。(舒群插话:缺点在我的多。)现在又来,也不能说不崩,但我们都会接受经验教训,(舒群:吵而不崩,磨而不裂。)因为都经过了很 长一段的生活经验嘛。”
  第二次是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丁玲、萧军、舒群三人编辑《文艺月报》。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说:“月刊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 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显然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
  但是这两次有始无终的合作,并没有破坏丁玲和舒群两人以后的关系。
  舒群一直很尊重丁玲。1984年4月厦门大学召开丁玲创作讨论会,舒群因病未能到会,特意给丁玲写来贺信说:“你作为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前辈作家,从事写作,在半个世纪以上 之久,实属盖世罕见鲜有;你竭尽毕生之力所贡献于左翼文学事业、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党的文学事业者,至为斐然赫然,占有中国文学史的光辉地位。理当向你学习,向你致贺 致敬。”
  我初给丁玲当秘书时,舒群以一个宽厚长者,教诲我要做好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还经常给我介绍一些历史情况,1983年4月26日对我讲:“五七年批‘丁陈反党集团’, 丁玲很会说话,保了我。她说,我和舒群关系很好,一谈就没个完,但我们谈的都是文艺问题,没有什么联盟。批胡风我没有发言,批丁玲我也没有发言,我知道这样对我没好处 ,升不上去。”舒群还鼓励我每天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将来作为文献材料,并说:“给丁玲做秘书,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 以处得久的人。”他的这些指点,使刚刚从事秘书工作的我,获益匪浅。
  在作家支部里,舒群是有名的“大炮”,每次开会总是第一个发言,嗓门高,火气大,指名道姓,仗义执言,矛头直指周扬、张光年等。他和丁玲对于文艺界的许多事情,观点十 分一致,常常一唱一和。创办《中国》,舒群是倡议者之一,并提出由丁玲主编。
  以上种种,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舒群竟然会又一次和丁玲闹翻了。
  事情起于1985年3月16日,丁玲去桂林的前两天。那天中午,舒群打电话到木樨地找丁玲。陈明接听,话筒中,舒群的嗓门很大,对第一期《中国》编辑费发放有意见,他说,有的 人竟拿了四百多元编辑费,有的人没干活也给了钱,有的人干了活却没有给钱,明显的分配不公!陈明听完,没有告诉丁玲,怕她生气着急。他们就要去广西了,他想把这件事撂 一下,等回来再详细谈清楚。但是到了晚上,雷加、曾克、牛汉几个人纷纷打来电话,说舒群为编辑费问题给他们打了电话,大发脾气。丁玲听了,心里想,怎么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而且竟然会是舒群呢。
  第二天上午,舒群又打来电话,约陈明、曾克、牛汉到他家里去,要当面陈述意见。
  原来舒群的意见也蓄积已久了。他说:编辑费问题是一个导火线,《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为时已久,实在是忍无可忍,才爆发了。名义上我是主编,丁玲是主编,但实际上 丁玲是主编,陈明是主编,冯夏熊是编辑部主任。丁玲对冯夏熊言听计从,连牛汉对此都感到心凉。后来舒群在3月23日晚上约刘绍棠来喝酒时又说过:编辑部要改组,不能以哪个 人说了算,稿子的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尊老敬老应当,不等于抹杀是非。他认为刘绍棠有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陈明、曾克、牛汉极力劝慰。陈明说,《中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你提的这些问题,不属于路线方针上的分歧,而是工作上的隔阂、差错,不至于因此而决裂吧。他们苦口婆 心,谈了很久,下午一点半,陈明、曾克、牛汉才回到木樨地。那天是陈明的生日,家里还等着他们回来一起吃烤鸭。
  傍晚,冯夏熊来到丁玲家。吃过晚饭,丁玲把他叫到房间里单独谈话。谈完了,夏熊来到我的办公间,笑呵呵地说:老太太要我向舒群检讨,我曾经在会上顶撞过他。
  陈明等人都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谈开了,舒群的火气就消了。但是舒群并没有善罢甘休,当天下午他就向党组的唐达成、束沛德汇报了,把问题直接捅到上边去,事情 一下子就闹大了。
  而且,战斗力很强的舒群并没有就此打住,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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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1)
4月10日晚饭后,曾克又来,谈了3月23日晚上她与雷加去舒群家的情况,说舒群说“我和编辑部产生分歧,但是我不和刘绍棠站在一条战线上,要工作就要团结,就要消除分歧” 。听了这些话,丁玲更觉安心。曾克说,没有编制,缺少经费,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目前一点进展都没有。住在楼上的中宣部老部长张磐石夫妇来串门,劝丁玲不要 再办刊物,要注意休息。
  丁玲几次催冯夏熊去向舒群当面认错。4月15日晚上冯夏熊打来电话说,现在单位整党抓得很紧,他和牛汉全天都要参加学习,又要发第四期《中国》的稿子,关于稿费、编辑费发 放条例以及向舒群检讨的事,要等到第四期发稿之后了。
  但是舒群已经不耐烦了。
  4月16日上午,丁玲去协和医院抽血、验尿,然后去看望施存统的夫人钟复光。中午回到家,见到刘绍棠的来信。就在丁玲看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陈明去接,是曾克打来的。曾 克说,舒群来电话了,提出20日前必须解决第一期编辑费的问题,这是最后的期限!陈明放下电话,没有立即告诉丁玲。他知道丁玲正在酝酿给广州的作家华山写一封重要的回信 ,怕扰乱了她的思路。午睡起来,丁玲给曾克打电话,告诉她刘绍棠来信的消息,这才知道舒群发出了“哀的美敦书”。放下电话,丁玲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为了这个刊 物,还得委曲求全呀。”她让我马上要车,立刻去舒群家。
  这是自舒群为编辑费问题发火以来,两位主编第一次面对面谈事情。
  舒群正襟危坐,脸色严肃,重申了他对编辑费问题的三条意见:第一,事先未把发放条例给他看;第二,个别人编辑费太高;第三,本应贯彻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原则,可第一期有 的人不劳也得了。那么编辑部以外的同志,也应该少劳少得,给予适当报酬。舒群还对冯夏熊3月19日背后议论他一事表示气愤,要求编辑部认真整顿,解决问题。
  舒群讲完,丁玲说:还是我不好,当初我就不愿多管事,怕干涉太多,人家不好干事。编辑部进人问题,我也问过你们,要找可靠的,否则编辑部内部闹矛盾也不好。调×××, 我也犹豫过,怕他得罪人。王中忱不乱说话,又谦虚稳重。冯夏熊有才干,能吃苦,能跑。他也不是我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他是有个性的。牛汉来,我是和你商量过的。他们有编辑经验,搞设计、划版、校对的人,都是他们找来的,怎么给钱,我也懒得管,也没问。发编辑费的事情我也 不知道,一听说发450元,我也说多了,我让冯夏熊退,不能多于牛汉,他也同意了,我就以为没事了。牛汉、夏熊都不是作协的人,那天杨桂欣来,说他们都是业余看稿,拿的也 不是一个月的编辑费。我听说夏熊背后说了你,我把他找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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