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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一次次起义，这些革命家们都躲的很远，幕后操纵，很少有人到前线去厮杀，出了事转身就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维新派中的“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这绝对是授人以柄的。
而在此之前的1907年，竟然出现了上节咱们提到的同盟会一把手孙中山私收资助案，以这件事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孙中山收到了日本友人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的赠款，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集，因此孙得到的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时任主编章太炎急了，直指孙中山贪污，并领着自己的一拨人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但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以前财务制度不明晰，此时出来辟谣，不管真假，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就此竟然四分五裂。
面对革命党声誉的每况愈下，一个时年27岁的年轻人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世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三大支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曾任《民报》主编的汪兆铭，因其发表文章时笔名精卫，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在同盟会分裂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到了南洋。
孙中山一听就急了，说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呢，汪的朋友胡汉民更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这也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组织只好同意。
于是汪精卫开始找寻合作者，他先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吞吞吐吐的说完，黄就大笑起来，直说无妨，我和你一起去北京。看到黄复生如此豪爽，汪精卫也就直截了当起来：此次北京行刺，成功是死，不成功也是死，断无生还之理。黄回道：黄某参加革命，何曾畏惧过生死。
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喻培伦，喻和黄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娇小的女子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子说，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
汪精卫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子叫陈璧君，马来西亚巨富之女，家住马来西亚槟城，17岁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此女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是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公文章如《民族的国民》【注3】、《驳革命可以瓜分说》【注4】等，说理透彻，文风犀利，颇得这小女子仰慕，于是在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的引荐下，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大才子汪精卫，一见之下，不禁心惊，人常说郎才女貌，可眼前这位汪大才子不仅有才，而且年轻，不仅年轻而且英俊，这下可了不得，陈大小姐一下就相中了眼前这个儒雅的男子。
这里要插一句，后来的民国四大美男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几乎每一个版本的第一名都是这个汪精卫，也就是说，此人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男。
这陈小姐的性格可是敢恨敢爱，拿起笔来就给汪美男写了一封求爱信，然而却遭到了汪的拒绝，哪和哪啊，刚认识就求爱。其实汪倒不是对陈有什么成见，他对谁都是一样，理由是：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因此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那可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了。
陈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做事十分麻利，又有钱，又豪爽，经常请这帮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钱都捐给同盟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这过程中，陈碧君更深的了解了汪精卫，这个人不嫖不赌不酗酒，真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
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去开始一段有去无回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真情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小组，陪伴自己最后的旅程。这时，有人半开玩笑的对陈璧君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之后，几个人于1909年初潜回北京，在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的他们也不在意，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
2月底，机会来了，摄政王载沣的俩弟弟，咱们前面讲过的，陆军贵胄大PARTY的毕业生，已经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
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注5】：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注6】：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思。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这说明，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肃亲王善耆了，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 善耆，他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这次负责刺杀摄政王一案。
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沉沦的士气，咱们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