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将这样土生土长的物种引至其他地方，多数或者不能生长，或者成为灾祸。
所谓真理其实从来不会如真理的追求者们所幻想的那样无懈可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只能是相对的，只能适用于特定时空的个人甚至仅仅适用于真理的信徒，绝对的普适的真理从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从这一意义上讲，伟大的头脑追求的真理固然以真理的本原意义为目标，但是人世间出现的各种真理则早已丧失了真理的本原意义。真理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它与其他人生目标同样具有只可被追求而不可被享有的特点。
人人都有自我肯定的倾向，在自我肯定中真理得以被追求和捍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真理是这种自我肯定倾向的最为激烈的表现。而自我肯定又源自何处呢？生命从来就是非理性的存在着，自我维持的本能决定了生命一生中的几乎一切，对自身的肯定也不外于此。真理作为这一肯定倾向的激烈表现，在其本质上再一次不幸与非理性相等同。
即使姑且不论真理的虚妄不实和它的非理性，真理能否如真理追求者宣称的那样成为度量一切的标准也足以令人怀疑。因为真理也不过如它所睥睨的所有观点一样，从来都是被影响被度量的。
我时常想起自己的经历以及众多壮怀激烈的知识分子。一个胸怀真理的人的真理如果源自外界有意识的灌输，这种灌输却不是为了鼓励自由思考与寻求真理，而是为了更好的对这样的灵魂实行统治，或者一个顽强捍卫自己真理的人的真理来源于其萌芽时期的被改造被强暴，这些不都是可怜的么？罪孽深重的格式化下的社会价值体系无处不在，它们桎梏了无数可以诞生真理的心灵。当我们以十足的优越感对前人的真理或真理的追求者评头品足时，我们往往忘了自己是否也在经历同样的悲哀。即使抛开本质上的虚妄和非理性，真理也并不能达到它的本原意义。即使高贵的灵魂为真理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也改变不了这一点。神圣的真理往往天生带有各种缺陷和偏见，因为追求真理的伟大心灵往往不幸具有各种先天的缺陷。
有人说对真理的追求比真理本身更为重要。追求者宣称的真理更像是被信徒言之凿凿而无法确认其存在的上帝一样，不过是个美丽高远、从而可以填充人类灵魂和所谓人生意义的幻影。它在一些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甚至使更多的人更像人。相比之下，真理本身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已经并不如被宣称的那样重要。生命的自我维持的本能决定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所谓真理在人类世界中的存在。
2．
精神上的强者往往创造个人真理，并使它们被民众接受，然而大众的真理并不因为繁多的信徒和广泛的影响而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真理一旦落入由理智贫乏的大众所组成的社会里，便失去了它本该有的神圣。如上节所述，真理被大多数人接受，更多的是因为大众理性能力的低下，而非他们认识到真理的真谛所在。大众接受真理，并非因为他们从心底里接受真理，而仅仅是他们心中不能产生真理，大众接受真理，更多的是因为权威或者外部流行的力量，而非深思熟虑、反复验证的结果。因而大众的真理往往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更像是乌合之众相互渲染时的鼓噪，是群居本性作用下对共同心理和共同认知而非是对真理本身的追求。真理可以普照众生，却也往往因此自受其害。
真理从来都是因为大众理性能力的缺乏而更多的成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统治工具。聪明人深知大众理智能力的低下，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思想灌输于大众的脑中要比告诉他们按照它的规则行事要容易且有效，“替天行道”远比“为我行道”易于被接受。愚民政策在中国渊源甚久，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民可使知其可知，不可使知其不可知”，将国民的头脑从出生那天起便打上自己的真理的烙印，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国策。
真正的真理从来都不是为统治而设计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理若不是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又怎么会存在呢？最终真正的真理（真理）和所谓的真理（“真理”）混淆了、二而一了，“真理”充斥了生活，而真正的真理却始终不知所踪。）任何真理一旦沦落为统治工具，则必然意味着被篡改。在任何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度，真理的化身一次次扮演了尴尬且并不光彩的角色。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之前，教皇还以上帝的名义表达了对他的怜悯。在苏联，在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内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修正主义的围剿。后者作为党内异端一度受到令人恐怖的压制乃至屠戮。但这显然并不能使马列主义在真理的外衣下焕发更多的光芒，相反它只能使真理蒙受耻辱。实际上，反修正主义与其说是对真理的捍卫，毋宁说是苏共暴力斗争手段的党内版本。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之后，人们最终发现修正主义路线的确切和其核心人物如托洛茨基等的伟大。可以说，最大最严重的修正主义不是被冠以修正主义之名的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而恰恰是善于权谋和暴力而非真理的现政权本身。真理一旦成为国家政权的统治工具，亦即意味着被修正，从而失去它的本来意义。
不仅如此，真理往往也会因为人们对它的信仰而带来的非理性的狂热运动而失去它本应该有的位置。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印巴分治初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的大屠杀，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持续残酷的种族屠戮，以及红色高棉对国内异见的血腥*，以及美国和南非曾经发生的种族运动，审判异端和异教徒的宗教法庭等等，这些血腥背后均有相应的“真理”作为思想策源。但是尼采显然并不会因为提出“上帝死了”和超人哲学而赞成雅利安人将犹太人赶往毒气室，各个教派的精神领袖也决不会因为真理上的惟我独尊而支持对异议势力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种族主义们的理论家也不会因为赞成种族隔离政策而愿意看到国家陷入动荡和分裂中。显然，真理在这些狂热的运动中已经沦落为人类群体*发作的一个遮掩，它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以真理为名义的任何狂热的运动，从来都是始乱终弃的。所有这些运动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真理的理性真谛。真理一旦成为运动的口实，即使这由信仰而来，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大众对真理的接受受其接受能力的限制，大众的真理不但不能反映真理的真正面貌，反而会因为处在运动中的大众必然表现出的丧失判断力、无理智和狂热而有被血腥和阴谋玷污的危险。疯狂的年代往往是真理横行的年代，真理横行的年代里真理往往被任意践踏和扭曲而失去它的所有内涵，化做一连串可笑又可悲的讽刺。回忆真理至上的年代，过来人满怀蹉跎，后来者和旁观者则心生厌恶。
从国家政权对真理的利用到信徒以真理为名义的狂热运动，大众的真理使真理受害，真理的大众化使真理步履维艰。真理无一不在诞生它的非凡人物那里得到了精心呵护，但是又无一不在大众那里被阴谋肆意利用和被迷信断章取义。真理的境遇再一次说明了大众理性能力的匮乏，也可以说明提及真理何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除了因为走向大众而无一例外的导致内在的贬值，真理也因为相互之间的攻击而失去它可能得到的更多荣耀。真理之间总是相互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是最不可调和的。当科学成为认知的主流形态，几乎一切非科学的都被标签为愚昧的、落后的。而在宗教政权那里，哥白尼无疑又是一个邪恶的异端。
真理间的冲突又几乎是必然的。真理作为人类自我肯定过程中的强烈表达，它的作用在于肯定一个人或一群人，而并非一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同的土壤与气候生长不同的作物，南美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分离使得原先有共同祖先的物种在今天迥然相异，真理也是如此。真理本不相同，而它又是强烈的自我肯定，因而当遇到其他的真理时，这些强烈的自我肯定之间将发生强烈碰撞。这往往使真理很难普适，也难以实现人们对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理 的期望。
与此同时，真理向大众的普及过程往往也是其丧失本来面目的过程。真理由理性力量产生，它往往诞生于理性能力超凡的头脑，而大众的真理总是热热烈烈、名噪一时，拥戴者众、鼓吹者多。在大众充满喜悦、激情难抑的外表下，人们往往做着以这些大众真理去达到人类至善的迷梦，这个梦往往使人变的更容易激昂、更容易受骗。
而在大众的真理喧嚣一时、似乎掩盖一切的时候，属于个人的真理向来偏安一隅，平静的等待着时间和人类在历练下变化的眼光去拨开历史和谬误的重重迷雾，展示自己的风华。个人的真理是更顽强的真理，在大众的真理倾向于统一群体内所有理性思考的时候，惟有这些真理傲然独立；而当大众的真理始乱终弃时，也惟有这些真理还在璀璨发光。是这些个人的真理使真理一词并未最终泯灭。
真理往往由伟大的个体产生，然后由众多平庸的头脑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真理承受了很多不公待遇。真理尤其是大众真理的境遇使真理的高贵蒙受了玷污。尽管因为人类肯定自我的维持本质而生，很多时候真理却并没有因此给人类带来更多福利，相反，在大众化后真理往往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和人类自身丧失理性的狂热运动的旗号而扼杀了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乃至生命，而这些恰恰是真理的全部价值所在。尽管出自于人类自我维持的需要，真理的这些境遇却使它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福利。
只有在一个政权的作用旨在维护信仰自由而非为公民选择信仰的国家里，在一个狂热的运动被设计良好的制度自然稀释而非纵容的国家里，真理才更有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施展，由伟大个体产生的真理才更有可能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
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境遇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它并无永恒、绝对、普适可言，真理走向大众的过程往往是其失去其本来意义的过程。而在真理大众化过程中，真理往往被篡改成为统治力量的理论工具和各种疯狂运动的思想策源。真理的受害往往使其行之不远。并且，永恒与普适之间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信徒的增多使真理能够同时指导更多的人，但是也使其难以被后人持久的接受。
真理在实际生活中从未有过普适、永恒或绝对。各种真理此消彼长，但从未曾有一个真理像期待中的那样永恒和在更大范围内被接受。真理的丰富历史或许可以说明现在的和将来的真理。
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之下的欧洲只有教会颁行与认可的上帝学说存在，上帝是永恒的全人类的福音，全宇宙都围绕上帝、围绕地球旋转并将永远如此美妙和谐的运转下去。这些宗教理论与真理齐名，任何与之抵触的理论或为异教之说或为异端之说，异教徒和异端者受到残酷压制，为此布鲁诺葬身鲜花广场。虽然被赋予了永恒、普适、绝对的意义，失去了精髓而沦落为工具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