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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美德——从勇气到无私、谦卑与慷慨——不管是由一种自发性的冲动（如怜悯）产生的，或只是一股对正义的突发渴望，它们都必须具有持久性。勇敢的人必须每次都勇气十足，公正的人必须每一次都做到无私；他们不能等明天再发挥这些优点，或者只有在周末才变成圣人。所有的美德都必须马上、当场发挥出来，而且始终如一；只要有一秒钟不注意，它们就会消失。
最伟大的慷慨会被一时的自私污染，而谦卑则可能会转变成自负和骄傲。所有的美德都需要持续的保护、持续的反省、持续的用心，并且用智慧来体会。
害人很容易，奉承邪恶也很容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在强盗、掠夺者和征服者面前下跪？现在人们低头的对象换成了成功者：我们赞叹那些狡猾的资本家和不择手段的政客！相对的，做好事一直都很困难，一直都被那些运用最可耻的手段得到权势的人讥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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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成长
人类的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三种：娱乐活动、维持生命必需的活动，以及为了成长而进行的活动。在幼年时，以上三种活动都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虽然父母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孩子的喜好，但事实上玩具也可以帮助孩子成长。当父母叫孩子帮忙做一些小事情时，通常也会以游戏的方式进行。小朋友在打陀螺、骑三轮车、用积木堆房子或是帮忙洗碗时，也都是从游戏中学习。
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学习及工作相关的活动会渐渐和娱乐及游戏分开。青少年觉得上学读书很累，不想帮忙做家事，动不动就不高兴，他们一心只想和朋友出去玩。在青少年时期，人们会依循幼年期——也就是所有的活动都以游戏的方式进行——的模式行动。即使到了大学时代，还是有些学生会告诉你：他们之所以没有读某个科目或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科目或这位作家。然而一旦进入社会，人们就会屈服于社会的要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种是所谓的“娱乐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娱乐，对他们而言，工作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做完了才有玩乐或享受的空闲时间。一般而言，这种人非常期待下班、周末和娱乐时间的到来；他们会一边盯着时钟或手表看，一边计算着离下班或下课还有多少时间。他们可以整夜泡在酒吧或舞厅里，常常计划要去哪儿度假，要住哪一间旅社，而且逢人就把他们伟大的玩乐计划朗诵一遍。他们非常喜欢从事户外活动，如果没有更好的节目，娱乐型的人也可以整个晚上待在电视机前，或是找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种人最受不了无所事事，所以一定要找事情来填补时间。
第二种是所谓的“忙碌型”。他们完全投入到工作与事业中，唯一的愿望是统治一切、控制一切。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娱乐活动或兴趣，他们参加宴会或旅游都另有目的——这些活动只是他们用来建立人脉关系的手段。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从不问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哪里。这种人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而且常常强迫其他人遵循同样的步调。此类最典型的人物包括狂热的政治人物、毫无怜悯心的企业家、永不疲倦的商人、专制的管理者、热衷学术斗争的大学教授，以及固执的家庭主妇。
第三种人会将学习、知识与自我成长定为人生目标，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探险家”。这种人和前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常常通过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学习并自我反省。就算遇到挫折、痛苦，甚至遭到背叛，他们都会问自己：“我可以从这次的经验学到什么？”“这次的挫败可以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人吗？”探险家出国旅行时，会先预习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且和自己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如果他们必须在一个场所等候，他们会利用这段时间观察周围建筑的风格和来来去去的人潮。每当他们重新认识一个人，他们会非常注意这个人所说的话，希望可以从新朋友身上得到新知识、新观念。对忙碌型的人来说，对自己有用的人才是好人，无用或阻碍他的人就是坏人。探险家型的人并不会对初识的人产生太主观的看法，他会尽可能去了解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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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现实
有些人可以同时做一百件事，而且把这一百件事都做得很好。他们非常忙碌，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涉猎的范围不只是自己的专业，还包括许多不同的领域。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可以同时参加慈善活动、政治活动，还撰写文章、小说或者作曲。这些人可以同时进行实验计划、到处旅行、筹备会议、创办期刊、和全世界维持联系。但是有些人连单单只做一件事都有困难，所以就把其他想要做的事一再延期，延到有时间的时候，或是到等现在所有麻烦的事都解决后、放假的时候、可以搬到乡下去住的时候、孩子长大后、退休以后等。可是，一直这样拖延下去，这些人不论今天或以后，都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
我的一位旧识原本是颇为成功的广告公司负责人，他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创作曲子，但是他总觉得都市中有太多责任和刺激让他分心，因而无法专注于作曲。有一天，他终于将公司交给别人管理，并且搬到乡下的一间大农舍去住。这是一个最糟糕不过的决定！不到几年，我的这位旧识就和他以前的朋友及曾合作过的文艺机构失去了联络——而且，他一首曲子也没有写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周围环境的人际关系以及每天要处理的种种事物都会强迫我们思考。前面提到的第一种人之所以很有创意，是因为丰富的日常生活提供给他们许多刺激及灵感；他们参加的每一次会议、所进行的每一项工作计划、要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带给他们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他们的脑筋持续受到新的刺激，因此他们能一直发明新的事物，永远都有新的目标要达成。这种人有时会有一些空闲，但它们后来也都成了充满创意、紧凑紧张的工作时间——他们所拥有的少量时间促使他们加快思考速度。巴尔扎克是在编辑的督促下完成其作品的；如果伟大的作家不需要工作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留下那么多作品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等退休以后再开始写小说，但是他们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当初所想的每一件事距离现在都好遥远，而且毫无意义——因为那些他们想用小说表达出的障碍、兴奋、疑问和愤怒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所想到的主意和所做的计划，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回应他人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沟通或是说服他们。恋爱时，我们会觉得需要跟所爱的人一直说话，和他或她聊无数件事，然而，当这一段感情结束后，我们连以前曾经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同样的，退休的主管或政治家一旦失去说话的对象，就会变得无话可说。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异议：马基雅维利在独居以后才开始写作。但是，他的独居是因为被放逐，而他一直将被放逐这件事当做一场奋战。他之所以写作，是为了批评他的同乡、批评意大利人，为了动摇他们、劝谏他们、动员他们；而且马基雅维利极度痛恨这种无助的状态，他常常哀求佛罗伦萨人给他一点事做，任何事都可以，就是不要让他整天无所事事。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充实现在的生活，学着接受并承担它给我们的种种负担与麻烦，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反省的空间——一个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空间。从面对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受到的刺激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奋斗、找寻答案；从超越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会一受到刺激就让它左右我们的思绪，同时可以对自己的处境加以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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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
通常，我们认为文化可以把人们的灵魂升华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这里，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自由追求真实及美感，不用理会其他人的偏见、怨恨和妒忌，并且欣赏所有新奇、有创意的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政治、宗教和企业界一般，文艺界中也分成几个互相对抗的小团体；他们一面极力提高“我群”的地位、价值，另一方面则尽可能毁谤那些被认为是敌人或意见和他们不同的对手。
在一个思想被钳制的时代，某位作家可能因为推崇某些主义、是犹太人、无神论者或天主教徒而被放逐。纳粹认为“精神分析”是犹太人发展出来的一种科学，所以将弗洛伊德的著作烧毁；到现在，我对纳粹当时的强烈憎恨仍感到害怕。一直以来，我还听到一些没有知识的人任意对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提出各种恶毒的评语，只因为这些学者是属于另外一个党派或学派。这些人也许根本没读过那些学者的作品，就贸然主张人们不能认识、不能研读这些作品。
事实上，每个偏见的背后都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部宣传机器、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决定捧红或摧毁哪些作者，决定哪些书、哪部电影可以看或不能看，就像天主教廷编列禁书目录一样。而一般的群众就像鹦鹉一样，只会重复别人灌输给他们的观念，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
问题是，现在大家几乎都处在这种状况中。我们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的，都曾有过老师，心中也都有好恶的标准，所以当我们接触到某些作者、某部电影、某个电视节目时，会条件反射地否定它们的价值。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它们很难看，有些时候则是因为它们很好看、很受欢迎，所以我们产生了妒忌，为此感到愤愤不平。
即使我们本身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由于我们都属于某个特定族群、特定种族或特定团体，一旦成为当事人，往往没有办法客观地判断事物的真正价值。我们越相信对手有实力、有能力聚集大批的跟随者，就会更加批评、攻击他们。我们多少都有一点像当年批评伽利略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害怕自己看了伽利略的望远镜后，将不得不同意他的理论，因而不愿意去看。
然而，如果我们想成长、想要有自己的意见，势必要先脱离群体的束缚。当我们发觉自己过度排斥一个作家，或是毫无原因地排斥他的作品，就更应该提起勇气去认识他，主动以平和、友善的态度去对待他。如果我们无法把一个人当成朋友，是不可能去聆听、了解他的，哪怕只是一瞬间也不可能。
当我们脱掉“群体偏见”这副有色眼镜之后，将会发觉那些原本可憎又没有内涵的作者其实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敏感又有丰富经验的人。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宽广，自己的身心更加轻松，呼吸更加顺畅——因为我们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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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魔力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爱情，包括坠入情网、假性恋爱、迷恋，等等，后来还研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