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这算什么啊，都是些古董，腐朽得不得了啦，不解现代女子风情。于是一不读诗，二不读史，锐意创新，耍一回“酷”再说。以此作为噱头，既可以引起同好者的捧场，还可以显得自己比古人高明得多。
后人始终不相信毛公“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之说，其实，诗的第一句就说了，“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后面又来了句“野有死鹿”。在那样一种物质匮乏的年代，哪有打猎打下的獐子或鹿白白丢在山野间而没人要之理啊？这些死獐子或死鹿，无疑应该是乱世的暗示，要么饿死，要么在战争中惨加祸殃。而一个所谓“吉士”竟然打起了这些死獐子死鹿的主意，用白色茅草把它们包起来，送到女家去求亲。这不是无礼的表现又是什么？他以为少女怀春，正好引诱，殊不知，怀春少女却是身清如玉。虽处乱世，而志愈洁。怀春少女当然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但面对这种无礼的男子，面对这些“礼品”的诱惑，如玉少女，是不急不慢，不亢不卑地应对豁如：“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上面讲过的那些意淫者并非不知道“脱脱”二字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脱”义，是“舒缓的样子”，但潜意识里仍把他自己的思路往“脱女”身上引去了。究其实，是说这女子在应对这无礼求亲者时，动作缓舒，从容不迫，就连走路也一如往日，不动裙裾，也不惊动躺在脚边的狗，即所谓“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古代淑女风度。这样一种冷静潇洒的风度，其实就是对求亲者从心底里的最大的蔑视。
是怀春还是偷情，各人的理解其实就是各人心理的外现。
柏舟：三千年前女子竟是屈原的前辈（1）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邶风·柏舟
现在，我们来到了《诗经》的第三现场，也就是古老的邶国。邶国在什么地方，现在有多种说法：一说邶以及后面的啵⑽廊际俏渫蹩松毯笏饨显绲墓遥罄矗⑧｛都被卫国吞并。所以这三国之“风”写的其实都是卫国之事。季札到鲁国观乐，听完这三国国风后一起作了评论，意思就是把这三国国风看成一致的。然而，三国国风却又是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呢？这可能成了一个天问了。一说邶在纣城朝歌以北，故称邶。一说邶即燕，啵绰常馐墙送豕墓鄣恪！妒废殖〔荒苋范ǎ舛杂谖颐恰妒分匕缸榈南乱徊秸焯焦ぷ鞔戳撕艽蟮穆榉场２还萸叭肆粝碌南咚鳎颐腔旧峡梢匀范ǎ缡攀祝氖奔浯笾率窃谖髦苣┑蕉苤芷酵跻院蟮氖昙洹�
初探邶风现场，我们读到的第一首诗便是这首《柏舟》。
《柏舟》和后面的十多首诗，给我们的一个整体印象就是，和二南相比较而言，邶风里面的诗无论从篇幅长短，还是就其艺术手法而言，都有所超越。这符合诗歌语言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能力都在随之进步。是故，俞平伯在《读诗札记》中是这么称赞《柏舟》的：“通篇措辞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朴素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不过，我还觉得后面的诗大都可以与之媲美。
虽然在真正进入诗经现场之前，我就读过这首诗好几遍了，但总体的感觉，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大抵也还停留在诗中那女子自伤遭遇而挥之不去的哀愁之中。再读《柏舟》，我头脑里突然闯进了一个高瘦的影子，待看清时，不觉悚然一惊！闯进来的这人不是我们熟悉的屈原大夫又能是谁呢？
当我把屈原大夫的印象画在纸上，以备线索之用时，看到的人都问，这位很像楚国的三闾大夫啊，他不是在汨罗江边行吟去了吗？如何跑到邶国来了呢？是啊，我也莞尔。屈原可只有一个，而且是“楚产”啊。可是，一句“汨罗江边逐臣恨，离骚高韵说到今！”的诗句又冒了出来。
屈原虽然是“楚产”，然而，屈魂却并非孤立的。所以我一读完《柏舟》，几乎就可以断定，屈魂在此！
关于《柏舟》的题旨，大致有两种根本分歧：一说是妇人不得志于夫；一说是君子失意于君主。至于偶有一说，寡女守志不嫁，则纯为牵强。而实际上，这两种分歧，看起来好像是区别很大，但其实都有道理，用现在的话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妇人与夫是表，君子与君主则是里，二者从深层上讲是互为表里。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二者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以美人香草喻臣子君王。
诗中虽然是以一个不宠于丈夫的女子的口吻来诉说自己的遭际，但其内容所指并无一件事涉及家庭生活。或者说，她所倾诉的忧愁其实都是抽象的，而不是一般的弃妇诗或怨妇诗所常指的室家生活。
且看她失欢于丈夫的原因何在？是她自己的原因吗？不是，既不是自己年老色衰，不见爱于夫君；也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比如严重一点就是失足失身，因而失欢于丈夫或丈夫家人。那么，是丈夫本人的原因吗？也不是。他既没有嫌弃她不够风流体贴，也没有嫌弃她持家无方，无德无行，更没有因为自己另有新欢。两方面的原因都不存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第三者。诗中明确道出了第三者就是“群小”。“群小”具体是指什么人？有人说，是指丈夫身边的众多小妾，由于她们争风吃醋，拨弄是非，而导致丈夫冷落了她。我以为，如果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诗中的女子没有必要反复强调自己“我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只需直接检讨自己魅力不如他人即可。男人爱女人，并不一定要在乎你的心多么多么好，有时“狐狸精”的媚术胜过一切内心的表白。生活中也往往是当男子遇到困境时，才想起“家贫思贤妻”这句古训来。
柏舟：三千年前女子竟是屈原的前辈（2）
我们也不清楚，三千年前的女子是不是也像今天的女子一样，动不动就到酒吧“今夜里买醉”？不过，可以想到，在那样一个礼制社会，一个贵族女子恐怕不会轻易提着个酒瓶，独自到处游逛吧。
从诗中女子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尊严，不可轻易屈从；一方面又在夜静之时对“群小”之恼恨这两方面结合来看，显然不是个一般的夫妻失欢案件。排除了这一可能，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诗中的女子只不过是个影子，真正的幕后人是指向君子的。
《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朱熹在《诗集传》中也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为舟，坚致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泛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隐忧之深如此，非为无酒可以遨游而解之也。”
《孔丛子》中也载有孔子的评点：“于《柏舟》见匹夫之执志不可易也。”
上述三大关键证人都指证了这一可能性。反观《诗经》时代的女子，如果她真心想挽回夫妻感情的话，那么即使再贞烈，也不至于一点也不会自我检点。相反，她所强调的“我心匪石”，也不是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中的内容。石亦为化，水亦长流，只要女子以自己的诚心来感动丈夫，那么，丈夫的心哪怕是石头也是可以受到感化的。
因此，我以为，诗中的女子应该是一个君子借女子口吻，感伤自己失意于君上，并借以倾诉自己忠贞和有所作为的心志。这种方式和屈原的方式差不多是一致的。如：以美人（女子）自喻，以爱人（丈夫）来喻君王，此一似也；剖白心迹，宁折不屈，此二似也；痛骂群小，伤不堪己，此三似也；以日月为隐射政治大环境，此四似也；想离开伤心之地，却又不忍离开，好比歌里所唱的“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仍然对君王抱有一丝的希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剖白心迹，挽回君王之心，此五似也。
有此五似，可见，诗人就是屈原的前辈，屈魂精神先在于此。并非只有南方的楚地山水，才产生屈原式的精神，在北国的冰雪世界，也一样有其土壤，甚至可以说是屈魂的先导。
我们还不妨仿照屈骚，来吟咏这样一首北国的《离骚》：
泛彼柏舟兮，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兮，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兮，以敖以游。我心匪鉴兮，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兮，不可以据。薄言往愬兮，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兮，不可转也。我心匪席兮，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兮，不可选也。忧心悄悄兮，愠于群小。
觏闵既多兮，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兮，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兮，胡迭而微？心之忧兮，如匪浣衣。
静思言之兮，不能奋飞。
虽然我只加了一个“兮”字，然而，再读起来，楚风的味道就出来了。若让“群小”们读了，岂不遑遑鞠躬，下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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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衣：礼崩乐坏的忧思绵延了三千年（1）
绿兮衣兮，绿衣黄裹。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邶风·绿衣
我在一篇论文中说过，“兮”字并非楚风所专有，早在屈原几百年前，你看，在《诗经》里就有了兮字句。
解读《诗经》，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群人的解读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这首《绿衣》，汉唐之际的《毛诗序》、郑笺、孔疏都以为这是庄姜伤己失位之作；而现代则普遍认为，这是写男子（丈夫）对故妻的思念。其中的奥妙确实引人深思。
鲁迅先生认为，这是由于经学家看见淫，而革命家看见排满。我则以为要恰恰倒过来，是经学家看见革命，革命家看见了淫。
比如这首《绿衣》，显然是礼崩乐坏的写照，在现代人眼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丈夫、一个亡妻。一首感时伤世的诗倒成了千载以来悼亡诗的先声。
丈夫何在？亡妻何在？细心地盘点他们的思路，才知道，都在“绿兮衣兮，绿衣黄裹”这一句话里。理解这句话，是全诗的关键。革命家是把这句诗当成写实来读的，啊，看到这绿色的衣服，黄色的里子，睹物思人，心里的悲伤无以言之。衣服嘛，自应是女人之爱物，男子是不屑于此的。更兼后面还有一句“我思古人”，“古人”是谁？又有了分歧。余冠英等认为，古人即故人，指故妻。于是丈夫也有了，亡妻也有了。实在高明，他们能够从无中看出有，从活中看到死。
经学家是把这首诗当成是兴中含比来读的，绿衣黄里，不过是兴而又比，但是作者不把比的内容说出来。我不是经学家，但我认为，经学家再怎么失败，也比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