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4）
改由陶勇当指挥
一开始，海军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负责。当时周仁杰正在北京开会，海军周希汉副司令把他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他立即去总参谋部参加杨成武副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
从杨副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立即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回到舰队，立即向陶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吴淞码头设立了指挥所，要求准备出海的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963年6月4日，陶勇（右）调查“跃进”号事件远航归来，海军政委苏振华前往迎接。5月上旬，上海依旧是暮春的清凉天气，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种人物进进出出，神色匆匆。
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调查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编队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跃进’号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说：“出海编队指挥员是由海军指定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呵，我知道了。”
陶勇说：“编队指挥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出海的船只准备好了吗？”
周仁杰回答：“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舰艇和船只，上海市抽调了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3艘，即‘和平60’号、‘救捞1’号、‘救捞8’号。全编队舰船10艘，人员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返回上海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汇报了潜水作业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见无人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总的发言。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查不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就不好对外发表公告，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跃进’号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来往的各国船只、飞机很多，一定要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同时还要准备国民党来袭击我们。”
舰队的领导都在忙着记录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拿起桌上的一份材料看了一下，继续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搞好部队政策教育，要把中央对你们执行任务中规定的对外八条政策和公海公约、法规向部队讲清楚，使人人自觉遵守；二是要作好充分战斗准备，以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挑衅。”那是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时代，也是中国刚刚开始“反修批修”的时代。海峡对面的国民党部队，除了在东南沿海不断骚扰、派遣特务登陆之外，还同日本极右势力、南朝鲜统治集团沆瀣一气。美国、苏联“两霸”除了互相争夺之外，又同我国形成了复杂的敌对形势。黄海、东海之外的太平洋，几股力量交聚，时时涌起战云，激起惊涛。
周恩来又拿起桌上那份文件，指了指说：“我们考虑在你们起航时，新华社将发表调查‘跃进’号货轮的新闻公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海区。”他对东海舰队的领导特意说到要在调查中搞好练兵：“你们这次到远海执行任务是一次在公海上训练的好机会，能学到很多知识，既可熟悉公海的规章条例，又可了解你们所在海区的情况。”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5）
周恩来向张智魁详细询问有关打捞的问题：“这次出海打捞，还有什么困难吗？”
“条件比较差，没有一条潜水母船。”张智魁回答。
总理挥挥手：“明天你到码头上去看，从吴淞口到黄浦江口挑船，看中哪一条，就拿来！”
张智魁又汇报了潜水技术问题，说：“我们过去潜水最高记录是42米，而济州岛一带水深是60米左右……”
总理急切地打断：“那我们的潜水员能否下得去？比方说，你能下到多少米？”
“我可以下到40米。我们优秀的潜水员可以下到60米深度，关键是如何排除潜水病。”
总理问：“什么叫潜水病？”
张智魁回答，“18米以下为深水。因为压力随着深度增加，高压气体进入潜水员体内后变成液体。这在下潜阶段即加压阶段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从深水返回水面的减压阶段，随着压力减小，人体内的液态气体很快变成气泡，它可以破坏血管，破坏大脑和心脏，或者残废，或者死亡。如果让压力缓缓地减低，那就不会出现问题，这就需要水面上有减压设备……减压舱。”
总理说，“我基本明白了。张局长，你需要怎样的减压设备？”
“要有25公斤的空气压缩机，有大的储气罐，压缩机可以买到，储气罐我们没有。”
“你知道哪里有？”
“华东电业局有两个，是为了保证发电机组启动用的。”
总理转向上海市的领导：“通知华东电业局，从两个储气罐中拿来一个，还要保证电站的工作和安全，制定出缜密的措施。”
“我们水下调查还需要密封的水下照相机，国内没有。”张智魁又提出一个问题。
总理回头叫过秘书：“通知香港，立即买两架送来。这次要以打捞‘跃进’号沉船为基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打捞队伍，为走向海洋而努力。”
汇报结束后，东海舰队的领导回到水电路的机关大院。陶勇对周仁杰说：“关于编队指挥问题，我到锦江饭店去看望周总理时，柯庆施同志就对我说过：调查‘跃进’号问题，周总理都亲自出马到上海来抓，你们司令员、政委不出海好吗？我考虑了柯庆施同志的意见，想和刘政委一起，率编队出海，你和段政委负责第二梯队编队指挥。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周仁杰本来就是直性子人，他已经在汇报会上听柯庆施说过这个意思，所以很快就同意了。编队指挥人员变更情况上报后，海军党委同意舰队常委的决定。这样，海上编队指挥员改为陶勇，政委改为刘浩天，并组成临时党委，其成员是陶勇、刘浩天、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李长如（舰队政治部主任）、陶琪（交通部海运局副局长）、韩克辛（上海海运局局长）、张智魁等8人组成。陶勇任书记，刘浩天任副书记。为了加强海上支援兵力，海军从东海、北海舰队共抽调了30艘舰艇、140架飞机，组成支援海上作战二梯队。第二梯队的指挥员为周仁杰，政委为段德彰。
大家还讨论了周总理关于做好打仗准备的意见。
谈起形势，陶勇司令员分析的意见是：大打不可能，中打有可能，小打很可能。要做小打的布置，中打的准备。他要求作战部门拟定实施细则。
周恩来关照着每一个细节
这一天是星期日。可参加调查的人早都忘了休息。陶勇已经几天没回家了。周总理当然更忙。他在上午听取汇报之后，下午又驱车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看望潜水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6）
周恩来走到加压箱旁边，问龚锦涵：“潜水员在高压下，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由于氧气压脉搏会减慢。”龚锦涵回答。
周恩来随手拿起加压舱上的电话对舱里正在加压的潜水员说：“你数数自己的脉搏告诉我。”
潜水员从窗孔里看到了周总理，情绪十分激动。接电话的是潜水卫生员丁章来，他赶紧按自己脉搏，然后向周总理报告：“每分钟脉搏56次。”
当压力增加到6个气压时，水深相当50米时，周恩来又拿起电话，身体微向前倾，神情专注，右手扶着加压舱，问：“感觉怎么样？”
“报告总理，感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