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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从“公主”到红卫兵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修防修”、中苏论战和“###”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话。（新华社稿）整体来讲，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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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运动”（1）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举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女八中旧址，现为鲁迅中学。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鲁迅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她们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女八中校园里现在还有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坐落在一个幽静的小院里。因为这一点，进女八中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
1949年1月31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新华社稿）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基本上没有女校了，我还是挺喜欢女校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但女校确实不利于培养咱们和异性交往的能力，弄得咱们一个个都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对两性之间如何相处格外无知，后来的婚姻生活往往会出现问题。这个话题要是说下去，就长了。
你说到第一天上学的感受，我只记得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另一个女附中新生，她说她当过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心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1955年10月4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少先队员给来校参观的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佩戴红领巾。后站立者为副校长胡志涛。（新华社稿）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是不是当过少先队干部显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太重要了。
中学的班集体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没有再遇到像吴老师那样既教书又教人的老师。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老师们变得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马：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作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是当时城市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我的印象里在女附中叫“革命化运动”。“革命化”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没有停课，但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这时全部用来开会，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当时我上初二，头一次经历“运动”，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教室喇叭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内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
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两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里也搞 “四清”，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热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作准备，而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革命化运动”（2）
叶：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什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有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注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