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竞争
“本土企业在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他们从外资企业的运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黄教授说。
国美电器、上海百联、北京物美等国内连锁零售企业通过自身发展或对外并购组建了大型集团。
王宗南曾是全国最大的百货集团上海百联的总裁和百联旗下联华超市的董事长。联华的第一家超市与家乐福在上海的第一家店比邻而居。
“我们从邻居家乐福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再加上我们对国内市场的把握和良好的政府关系，联华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他说。目前，在香港上市的联华超市在全国拥有3000余家大卖场、超市和便利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购物的那些事儿（2）
家乐福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国伟说，“一些中国本土零售商实力相当强。别忘了，如果一个本土企业在北京取得了垄断地位，那么他相当于垄断了一个像西班牙整个国家那么大的市场”。
据市场调查机构通亚公司统计，从1999年到2006年，中国零售市场规模扩大了，即平均年增长率为。按现值计算，2007年零售市场规模达到万亿元。
商务部数字表明，尽管外资零售企业在过去10年中发展迅猛，本土零售商仍占据了大半的中国市场。在2006年中国连锁零售企业100强中，只有18家是外资企业，而且只有包括家乐福在内的3家外资企业位列10强之中。
二级城市
施荣乐曾担任家乐福中国区总裁8年之久。在2008年1月卸任之际，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其中的酸甜苦辣的确令人兴奋”。
2002年，这家法国连锁零售商在中国的非法扩张触礁。商务部勒令家乐福对其在华的27家连锁店进行整改，并明确表示在其股份削减到政府规定的限额之前，不能再开新店。
在家乐福发展停滞、闭门整改的两年间，它的强劲对手沃尔玛却实现了飞速扩张。
于是，家乐福在解禁后立刻重振旗鼓，开始了对二级和三级城市的进攻。
沃尔玛也不甘其后。在争夺相对富裕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同时，两个零售巨头纷纷进入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2004年，家乐福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设了它在中国西部的第一家店。同年，家乐福的全球第1000家店在北京的通州区开业，这也是它在中国的第一家郊区店。
罗国伟说，目前40％左右的家乐福中国店是开在二级城市。
“在发达的沿海地区继续建店，同时在一些较为富裕的内地城市落地，这将为我们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他说。
沃尔玛进军二级城市之旅始于2003年在江西南昌建立的大型超市。这个美国连锁商在河南娄底开设了它在中国的第100家大卖场。
“一级城市仍是我们重要的市场，但是那里在逐渐饱和；二三级城市为我们在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增长机会，我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继续开店”，沃尔玛中国公司营运副总裁向国荣表示。
尽管一些业内人士曾预言，许多外资零售商会在中国市场完全开放后寻求独资，但大部分外资企业仍旧保持与中国伙伴的合资模式。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李飞教授说，“更多的外资连锁零售企业采取并购本土中小零售企业的方式，他们看中的是本土企业所拥有的具有良好地理位置的店铺和低风险、低成本的采购和营销渠道”。
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市场不是单一的，非常复杂，因此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得到当地伙伴的帮助会更安全、更有效，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
许多外资零售商通过收购其他零售商实现扩张。比如沃尔玛于2008年收购台湾统一集团下的好又多在中国大陆101家店铺的35％的股权。
2006年，18家外资连锁零售企业在华店铺的数量增长了15％，其中家乐福增长最高，达到53％。2007年，沃尔玛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150亿元，店铺数量增至71家。
消费者的成熟
分析人士指出，外资商业企业的扩张和中国本土零售商的进步使中国的消费者日益成熟。
人民大学的黄教授说，“中国消费者不再对国际大牌无条件地喜爱，开始懂得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近几年来，有一些关于大品牌零售商的负面报道，其中包括家乐福、沃尔玛和物美，事件涉及过期食品、不安全的童装以及鱼干中发现小虫等。沃尔玛还曾因拒绝成立工会而遭到广泛的批评。
“这些丑闻的曝光反映出中国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更加透明的管理和监督体制以及中国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权利意识”，清华大学的李教授说。
刘洁/文
附录
大事记
1992年7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6个城市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试办1—2家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零售企业，外资所占股份不得超过49％，暂不兴办外商独资的零售商业企业。同时还规定，项目须由地方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1995年6月，国务院作出《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商业零售列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乙类项目，允许有限度地吸引外商投资，但不允许外商独资。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或上海开办两家中外合资连锁商业企业，并规定必须由中方控股51％以上。
1999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把零售业中外合资合作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省会城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
1999年11月，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协议中，中国承诺将在销售服务领域进一步开放；“入世”以后3年内，中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贸易和分销权。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中外合资合作零售企业总数达300多家。
2004年6月1日，《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从这天起，外资零售企业将获准在中国境内所有省级城市合法开设店铺，一部分中小型外资零售企业可由地方商业主管部门直接审批。《办法》特别说明，自2004年12月11日起，商业领域的开放将全面取消地域限制和店铺数量限制，同时允许成立外商独资商业零售企业。
中国式休闲
1994年5月中国刚开始实行每周5天半工作日的时候，15岁的萧鹏并不怎么高兴。为了适应新增的半天休息日，他所就读的中学和很多公共机构一样单周工作5天，双周工作6天。对萧鹏而言，每两周能多休息1天的确不错，但要牢记每周不同的课程表就有点儿头疼了。
这样单双周的制度仅仅持续了一年。1995年5月，中国正式开始实行一周双休制。1999年国务院又增加公众法定休假日，形成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人们称之为“黄金周”。黄金周制度出现的动因之一是刺激消费、拉动国内经济。事实证明这样的公众假期的确成为刺激经济的黄金时间。
每年的第一个黄金周始于中国的农历春节——一般在1月或2月；第二个黄金周始于“五一”劳动节；第三个黄金周始于中国国庆节10月1日。从那时起，中国老百姓每年可享有110多天的休息日，与发达国家的假日相差无几。
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休闲时光。于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开始学会如何利用周末的双休日和黄金周长假。
在北京工作的萧鹏参加了一个青年白领俱乐部。“大部分周末，我们都开车去郊区组织烧烤或者别的活动。”要知道，这样的娱乐活动对于萧鹏的父辈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不得不把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花在做家务和休息上。
萧鹏的邻居李梦群选择了利用周末双休日给自己“充电”。2003年本科毕业的她在参加工作以后很快发现所学的知识不够用了，于是报考了人民大学的人力资源专业研究生班，当然所有课程都在周末进行。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她可以在两年内拿到硕士文凭。
周末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除了外语、电脑等与职业相关的课程，还有插花、调酒等等。周末“充电”热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培训市场的蓬勃发展。有数据显示，中国仅英语培训机构就有5万多家。为了满足人们周末健身和购物的需求，健身房和商场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吃苦耐劳的国度里，如果说双休日给了人们更多的时间娱乐、学习和购物，那么每年的3个黄金周则教会人们如何放松、旅行和消费。
虽然黄金周的政策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而出台的，但中国百姓的狂热恐怕连中国政府都始料未及。1999年10月，老百姓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实现旅游收入141亿元。随即是2000年黄金周的“井喷”。当年的“十一”黄金周，全国旅游人数达598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230亿元。
此后10年里，多种旅游方式及旅游线路应运而生。在城市周围的乡村，一两日的“农家乐”游悄然兴起，众多忙碌的城市居民周末来到农村，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农家美食。先后几次全国范围的列车提速使很多城市之间列车夕发朝至成为可能，不少人因此选择周五晚出发、周日晚或周一早上返回的出游方式。
2007年的“五一”劳动节适逢我国的第二十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亿，旅游形式从农家乐到境外游无所不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736亿元。
2007年，中国出境游客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成为亚洲最大的出境游客源市场。相比之下，1997年在中国申请护照都要大费周章，更不用说出境游了。2007年世界旅游资源博览会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大旅游客源市场，15年后中国有望每年向境外输送游客1亿人次。
旅游业并非唯一从黄金周和双休日中受益的行业。广西师范大学旅游专家陈雄章教授说，“研究表明，每减少４小时的工作时间，人们就会将其中的３小时用于外出购物和旅游，剩余1小时作为家庭休息时间。双休日的出现确实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
全国假日办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5月20日，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数累计达亿，实现累计旅游收入7440亿元。中国银联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春节黄金周的7天里刷卡消费总金额高达294亿元。
世界旅游组织公认的旅游业拉动相关产业的测算如下：旅游业每直接收入１元就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元的增值效益。由此推算，黄金周的综合经济效益已超过万亿元。双休日的经济效益虽然难以精确评估，但有专家认为11年来每年双休日的财富增值至少为２万亿元。
休闲的代价
随着出行人数逐年增加，黄金周也给国人带来了不少烦恼：面对急速膨胀的游客数量，铁路、空运及城市内交通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2007年“五一”黄金周，北京气温达到30摄氏度，是40年来同期的最高温度。尽管如此，游客的热情却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