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赋予深圳的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很快就转化为资源优势。深圳有优惠的地价和低廉的劳动力，于是外国公司在港资的带动下开始涌入深圳特区。
然而当时的深圳只有396平方公里，狭小的空间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讲话。同年中共召开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此，中国的改革在各个领域快速推进，深圳经济特区所享有的优惠政策开始逐渐推向全国。而深圳也将特区的面积扩大到其所管辖的平方公里。
从1980年到2004年，这样的政策和扩张使深圳的经济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城市，深圳去年的出口额达到了1682亿美元，连续15年领跑全国。如今，这个城市也是华为、中兴等一些中国顶尖电子产品制造企业的所在地。
在深圳飞速发展的同时，广东也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省，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2％，而其人口（包括外来人口在内）已经接近1亿。
深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现在，深圳市政府正在为几百万农民工享有更多的福利而试点改革。
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快速增加的人口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摆在政府面前的任务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流动。
再造深圳
现在，深圳及整个珠三角正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自己从制造业中心变为高新技术开发中心。
这样的产业变迁路径，二战后日本在60至70年代经历过，韩国在70至80年代也经历过。深圳以服装等消费品为开端，很快发展到电子消费产品，现在以通讯设备和汽车为主。当地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现在，服务业已占整个深圳经济的49％，制造业占，剩下的为农业。
然而，深圳现在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如土地、能源和水的短缺，快速增长的人口，不断恶化的环境等等。此外，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问题的不断加剧也使深圳面临着挑战。
“深圳正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时期”，当地政府最近在一个文件中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使深圳成为创新型城市。”由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整个中国经济也正经历着深圳转型中的痛。如果深圳能够成功地转型，那它就为中国的其他城市开辟了一条道路。
“深圳仍然在为中国的其他地区树立榜样”，李教授说。
从战略上看，李教授是对的：在中国转型的同时，深圳也在实现着自己的首尔梦、香港梦、纽约梦。
付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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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和谐共建未来（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它也将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开始启动。双方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这个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8亿人口，从经济规模上，区内贸易将达到万亿美元，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
2002年，自由贸易区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当时这一名词对于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而言都相当陌生。转眼之间6年过去了，自由贸易区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2007年，它第一次被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经济战略”提出来。这样的转变是很多人当初都没有想到的。
什么是自由贸易区呢？它是一个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比如消除或者降低关税，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放宽投资等等。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于1980年提出来的。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商议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区。
在过去的10年里，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中。到2007年11月，有197个区域贸易项目通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审批，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以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出现的，而这绝大多数中的80％又是在过去的10年中签订的。
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例如中国、韩国和日本，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兴起得很晚。直到2000年东亚地区才有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中国对于自由贸易区的认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90年代，为了更好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变化中，中国开始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考虑发展区域经济。
2000年11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领导人论坛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他的提议得到了所有参会领导人的欢迎和认可。
在这一提议之前，也就是在2000年10月，东盟刚刚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签订了《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刚刚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东盟希望通过这样的协议为其与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打通道路，并帮助其提高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用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相抗衡。
东盟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当时正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时刻，而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传闻说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竞争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将会有很多的国际资本从其他地方——比如东盟——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的商品也会大量地出口到东盟。
“当时自由贸易区的提议就是想消除他们的顾虑，也想借此告诉他们，东盟可以和中国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
提议一经提出，中国政府立即指定当时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展开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于2000年年底开始，2001年10月结束，结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中国和东盟的出口都会因此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在2002年《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展开了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经过多轮谈判，2004年11月，双方终于在老挝签署了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
《货物贸易协定》的成功签署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东盟，它都是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协定的签署是很顺利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东盟十国的经济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在同他们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龙永图将谈判的成功归功于中国的大度和愿意让步的气魄，尤其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比如农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由贸易区：和谐共建未来（2）
“当时的###总理说，中国不能期待这场谈判能够公平。他要求我们作出更多的让步”，龙永图说。
比如，中国同意先和东盟签署“早期收获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双方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500种农产品的关税。
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对于中国在谈判中所作出的让步也是非常欣赏的。2007年10月，他在广西南宁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就提到，“和其他国家相比，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更加健康和积极的。谈判中，中国总是先从大局出发，然后再讨论细节”，他解释到。
在2004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欧盟，都纷纷展开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但是似乎都进展得不怎么顺利，“因为其他国家总是纠于琐碎的事情，这阻碍了谈判的顺利进行”，王景荣说。
到现在为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直都在顺利有序地进行。2005年，《货物贸易协定》开始正式实施；2007年，第一轮《服务贸易协定》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现在，双方正在就投资协定以及更多的服务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些都有望在2010年之前结束。
虽然自由贸易区谈判逐渐成为热潮，但是谈判并非易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签订和顺利实施不仅吸引了很多东盟国家加入到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来，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兴趣。
据商务部统计，迄今为止，中国与29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12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它们包括亚太区、拉丁美洲地区、欧盟、非洲以及大洋洲。
这些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多哈谈判的缓慢进展，另一部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给相关国家带来的迅速增长的贸易额。
多哈谈判是2001年11月正式启动的，旨在消除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参与国最早商定于2005年前结束谈判，但是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长久以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各成员国就很多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争论不休的农业补贴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多哈谈判不断中断，并于2006年彻底陷入瘫痪。
这样的结局迫使中国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加强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而自由贸易区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新的商务部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贸易额为万亿美元，其中有大约25％来自于自由贸易区的贡献。
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热度将会继续上升。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有关今后经济发展任务的部分中，国家主席###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已经正式把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商务部最新的一个报告也强调，建立各种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是一种良好的促进，它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是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却是艰难的。各方都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而且每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特别的模式可以拷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服务领域的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双方更多的分歧和争论都是停留在这两个方面。
比如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双方于2005年5月开始谈判，但是由于在这两方面不能达成一致，谈判进程一拖再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第11轮谈判于2008年上半年在北京进行。
韩国和中国已经结束中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对于双方的经济都是有益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双方会在近期展开谈判。一些了解内幕的官员说，农业问题是阻碍谈判开始的最大障碍。
而进展最顺利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说，因为谈判的重点将会是服务领域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接下来的两年对于双方而言都将是更加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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