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明天，一个里程碑》的报纸评论员文章就预见到：它将引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如果不信，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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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的盛大节日（1）
· 乔羽：结束了一个无法可依的时代 · 李准：电影《李双双》的稿酬全交了党费 · 吴阶平：没有著作权保护才是违反社会主义制度 · 李谷一：对那些“李谷二”怎么办？
“今天是中国知识界的盛大节日！”——各界知名人士聚集在人民大会堂，抒发自己对著作权法出台的欣喜之情，反映自己的心声。
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乔 羽： 这部法结束了在著作权问题上一个无法可依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时代。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我今后要按这个法办事，比如说．剧团要付给作者合法的报酬。（扭头问坐在一侧的李谷一）李谷一，你是轻音乐团的团长，你那个团唱了我多少歌？营业性演出多少次？你得付钱给我。
李谷一： 从明年6月1日起给。
乔 羽： 我知道你们团穷，没钱给我。但我们团组织营业性演出，都付酬给作者，尽管我们也没有钱。向上要钱也得给。
李 准： 我代表作家协会四千多名会员，感谢这部法的制订者们！我自己写作了四十年，第一次看到著作权法，感慨很多。从前，有人老觉得作家拿得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写《李双双》得到两千多元稿费，全交了党费。《牧马人》得了一千三百元稿费，《高山下的花环》得一千五百元稿费，分给我的是七百五十元。而这些电影都是两三亿人次看，它的价值是无法估算的。作者才拿多大一点儿？希望管这个事的领导要爱护作家，保护智力创作。我记得，1957年周总理在主持一个会议时，还关心我们每个作家的家庭收入、稿费多少、版税多少。
刘森民： 我们中唱公司和其它音像单位目前实行的是低稿酬。过去，我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全国几十种刊物刊载，但只是第一次刊载时得到过稿酬。
孟伟哉： 我的作品被人改编为若干个，没有谁付过报酬，我也一再说不要了。1991年6月1日以后的，那就得再说。
李 瑛： 有的剧作家写的戏，演员说：我给你演就是好的，怎么还要钱呢？歌曲作者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话：唱你的歌，你就应该很满足了，怎么还要给你钱？这真是一点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法制观念谈漠。所以，这部法是大家渴望已久的。
刘森民： 我们中唱愿意在付酬办法上实行国际通用的原则。过去那些年等于是‘一平二调’，平调了作词、作曲家的劳动。公司平调后并未把钱装进自己兜里，上交了财政部。现在有了著作权法，我们的付酬办法应当跟上。
李 准： 有种说法是，著作权法实行后开支不得了。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算小帐，要有政治家的气度。
厉以宁： 我是研究经济的，来算算这个帐。从经济上讲，国家是不是就吃亏了？不能这样片面地考虑。应分三个层次来谈：一、这个利益是知识分子应该得到的。既然是应该得到的，就谈不上占了谁的便宜、侵犯了谁的利益。二、即使从经济问题本身看，也有个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问题。短期看，国家要多付一点钱；长远看，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作品，这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三、对国家整个的经济开放、文化交流有好处。不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不注重著作权。所以，单纯从经济上考虑是不够的。
吴阶平： 通过这个法，非常高兴，但人们又感到太晚了。没有著作权保护，违反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分配不公的问题自由发展。人们头脑中没有法的观念。医学界不懂得如何签订合同依法办事。作者之间常常是靠“君子协定”办事。
李 瑛： 知识、知识分子要得到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尊重，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没有得到落实。有了这样一部法就保证知识的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造成尊重知识、尊重创作的社会环境。
孟伟哉： 过去是吃大锅饭，作品出来，是国家的，是党的。对笔墨官司，法院有时也感到很头痛。（扭头朝一侧的吴作人）象吴老的画，被人造了假，卖了。
吴作人： 前不久有一位台胞在琉璃厂花四万元买了署我名的一张假画。甚至在一些国际上有名望的拍卖行，它们刊印的拍卖图录中，也刊登了我的画，差不多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著作权法明文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对保护美术家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知识界的盛大节日（2）
尹瘦石： 中国有造假画的传统，明代就有造假画的。北京有那么一批人专门造假画。
李谷一： 这部法的第52条讲到临摹问题，它是否也包括对“声音”的临摹？全国各地有许多模仿李谷一的声音，成为“李谷二”而大赚其钱的。像天津的××，曾模仿得很象。国内有许多人模仿邓丽君唱歌，使你难分真伪。
王立平： 现在音乐家权益受到侵犯的事很多，我们曾粗算了一下，每个人可立案打官司的有三、五十件。多少年来，我们是在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规则的情况下乱走人行横道。著作权法的颁布填补了一个空白。今天应当是个盛大的节日。
张 锲： 这是作家们盼望已久的事，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杨纪珂： 现在的著作权纠纷案增加十分迅速，牵连到许多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由于以前没有著作权法，判决时举不出具体的法律条文，有时越审越乱。现在有了这部法，就有了法律依据。
卢嘉锡： 近几年，一出国，人家就说中国影印了不少外国书刊，这是不是“海盗版”？在国外，朋友们一提这个问题，我们就感觉到有一点理亏。’
刘森民： 我们的作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得不到保护。我们出版的音乐、戏曲节目在香港、台湾、泰国、新加坡被大量复制，翻得很滥。
张君秋： 去年我到美国去了半年多，那里出售的京剧录音带是粗制滥造的劣质制品，既未经过我的许可，封面也不是我的照片，随便找一个照片就贴上，放不了两次带子就断，或缠上了。我们有了著作权法，就可以参加国际组织，使我们的版权在国际上得到保护。
谢铁骊： 人大每次讨论著作权法的会议我都参加了。在第十五次会议上我投了赞成票：电影工作者祝贺这部法的颁布和实施。
江 平： 建国四十年，著作权法终于出台。希望从颁布法律到完善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不要再用四十年。如果能只用十年，就该谢天谢地，阿弥陀佛。
……
在这个“盛大节日”里，广大知识分子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庆祝文章。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著作权法颁布前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著作权问题的文章，是任何一项其它单项法律宣传文章的数量所不及的。
有的同志这样说，这样大规模地宣传著作权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这其中的缘故，自然与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侵权之苦深重、要求著作权保护的愿望十分迫切有关。
这是著作权颁布的日子里，发生在长城八达岭的一个故事：
翁长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度过这个“节日”。
这位私营工艺美术厂聪明的老板，到书店一下子购买了八十册著作权法单行本，要送给有关领导和自己的同行们。
“要让这些同行懂法守法、停止侵权。”他这样说。
他盼望这个法，可谓如久旱之盼甘霖。
早年，他只身一人从黑龙江来到北京的八达岭，凭着一副充满智慧和创造的脑瓜，研制成功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小巧别致的长城系列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一投放市场，立刻就卖光了，成了国内外游客离别八达岭时必不可少的纪念物。他也靠此发了一笔财。
但是过了不久，他的工艺品卖不出去了。到旅游点看一看，每个摊点都摆着同样的工艺品。不是他的，是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做工简单，外观粗糙，渐渐成了滞销货。就连他的正宗货，旅游者们也不敢买了。
这些仿制品是从哪儿出来的？他一调查，原来周围一下子涌现了十几家工艺美术厂，大家都搞这玩艺儿，恨不得家家户户都靠这玩艺儿发财。
翁长龙立即改换新产品。
很快，那十几家工艺厂也纷纷转产，新的仿制品又呼啦啦一下子摆满旅游摊点。
翁长龙一家厂一家厂地打招呼：“你们这样干不行，这是侵犯了我的版权！”
可是，盗版者不理睬，照干不误。
翁长龙真是苦恼极了。
他已经试制出几十种新产品，但不敢往市场投放。
这时候，听说国家有了著作权法，他就买了八十本著作权法单行本向同行们分发。
“看看吧，有法了。咱们大家都得守规矩，触犯了法律可不是好玩儿的！”他半是认真，半是吓唬地跟那些盗版者说。
这些盗版者起初被翁长龙送去的著作权法单行本吓坏了，也确实谨慎了一阵子。
翁长龙说：“只要我们国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法律办事，守法，执法，就不愁克服不了侵权现象。怕就怕有了法，也不执行。”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手里有了武器。
郑重声明（1）
· 连篇累犊的“郑重声明” · 声明人：张黎、徐沛东、石顺义、胡宏伟、魏明伦、白桦、韦唯…… · 声明作品：《编辑部的故事》、《外来妹》、《人到老年》、《永恒的奥运》、《十面埋伏》…… ·“郑重声明”的细微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不曾有著作权声明登在报端，现在却是连篇累牍。
仔细看一看，有心人可以从这些声明的细微之处，发现人们著作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郑重声明：
电视连续剧《雪山飞孤》中的歌曲盒式录音带在大陆的版权已签署版权协议，归中国扬子江音像出版社独家所有，凡未经本社同意而翻录、再版或使用词曲等均属侵犯版权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扬子江音像出版社
起初的声明，都如这份声明一样，由出版单位直接发出。它声明自己有独家出版权，却没有注明是谁授予了他们独家出版权。
有一些作者向报社写信反映说，有的声明只是出版单位的一厢情愿，因为作者并没有授权，因此那声明是无效的。
郑重声明：
根据海南省音像出版社与汪国真同志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汪国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授权认1991年7月1日起至1993年7月31日止，由海南省音像出版社独家组织作曲家为汪国真诗词谱曲，录音制作《汪国真诗词音乐作品》专辑系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国内任何个人、单位或团体均不得再使用汪国真诗词谱曲、演唱、灌录为录音制品专辑出版、发行和销售。
海南省音像出版社
这项声明也是由出版单位直接发出的，不过，它上面的那则声明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注明了作词者已经授权。
然而，作词者是否真的授予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