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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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景-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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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实是多变的、残酷的。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理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时,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沉溺于享受的庸俗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还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挺而献身,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令人回味。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郭梦良(1897—1925)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兼职。在大会上,他的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那时,男女生分校,还处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家互不相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隔成“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天作之合。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她实在割舍不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的打击是接二连三的,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小爱人”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30,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李唯建便萌生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面见,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地通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人生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她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文坛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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