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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 。。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4）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200元津贴，他均分给3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生命最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如是说。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胡适、傅斯年、任鸿隽等，大家都喜欢称他“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丁文江自与梁启超结伴游欧后友谊日深。他劝梁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出山时，丁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梁住院时，丁文江“调护周至”。梁逝世，丁文江送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又向友人募捐，为梁造像。拟为梁编年谱（未竟），后由翁文灏接手编就。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尽管在政治见解上他们有分歧，甚而对立。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关爱。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任公书在扇子上送胡适。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表示他每月代垫10元。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时，丁文江正卧病协和医院，他从报上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被医生强阻。当时大家以为翁文灏无救，翁家境又贫寒，丁文江在病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收养翁的幼子翁心钧的准备。丁文江的得意门生赵亚曾在云南考察地质时被土匪杀害，丁悲痛欲绝，打电报给云南王龙云，请他派地方官将赵的遗体运到重庆，自己赶往重庆将赵的遗体运回南京，又牵头为其遗孤赵松彦征募抚恤金。丁调到南京后，怕赵松彦少人管教，执意让他转学来南京，留在自己身边，督促功课。暑假，丁与夫人外出避暑，也把赵松彦带上，视如己出。丁文江不居功。1912年章鸿钊在南京曾设计一个地质研究所，并未实施。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后，却拱手让章鸿钊去承办。他怕章不肯去，自己悄悄地离京到云南去考察地质。章感慨丁“这是何等雅量！”1923年，李济留美归来拜见丁文江，丁鼓励他做研究工作。时河南郑县出土过一批铜器，丁文江希望李济去做发掘工作，并筹200元资助。丁文江恋旧，感恩知报。他常怀念恩师龙璋先生，1935年岁末，他到长沙公干，第一件事就是去凭吊龙璋先生纪念亭，并作诗缅怀。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凡是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正因他捧着心肝待朋友，当他有难处时朋友们也都解囊相助。 1927年初，丁文江生活处于低谷，且面临遭新政府通缉之危，平时积累的3000元薪水，也被族人索去，真正的“两袖清风”。就在此时，杨树诚（一个曾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写信，恳请丁能接受他致赠的5000元。丁文江感激杨某，特别感激他对自己不苟受的理解。丁接受了这笔赠款，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关于这笔5000元捐赠后来有许多种版本，说法不一，但这段佳话却真实地反映了杨树诚的感恩图报和丁文江的清廉。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5）
在亲情上，在对族人的关爱帮助上，丁文江做到了极致。丁文江归国后在上海教书，一边赡养父母，一边先后将他的4个弟弟并一兄、一姐和一个弟弟的孩子接出来接受新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往国外留学。此外还长期承担对母舅的赡养和对贫困族人的资助。对丁文江为筹钱去办煤矿，弟弟丁文治后来愧疚地说：“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最为感人的是弟弟文渊留学一事。本来，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给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