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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成了广州人，曾为此荣耀了好几天，但小枷板也套上了。原先因为曾艳红是孤儿寡母，儿子又有地中海贫血症，月月还有几百块钱的困难补助，但自从曾红艳和五哥结婚后，困难补助被取消了，为孩子每月输血的钱，便要五哥和曾艳红全掏光了。
这输血钱是一笔大数目，孩子没有造血功能，每月要输两次血才能维持生命，这两次血钱便是900多块，这得让五哥白扫一个月大街不算，另外还得捡2000个伊拉罐，才能凑够那个数字。五哥，这又是何苦呢？当然，我也可以像给一些媒体写的文章那样，来歌颂五哥的真、善、美，歌颂五哥的菩萨心肠，可是，一旦涉及到如同亲人一样的朋友，这话我难说出口。有时我在想，如果五哥不出来，在家中的日子虽然难点苦点，但能和妻子在半夜把盏谈天，那种日子会羡煞多少人的目光？即使出来了，但能好好的把持住自己，不去玩什么情人，就是玩了又何必去结婚，那样也不至于误进婚姻的套索里，而这一被套住，五哥还能拔出腿来吗？我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自私，但我却是为五哥着想。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五哥的现在的现实便是只有不断的扫大街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生命，而且，还要无穷尽的扫下去，直至生命被街头的风抽干。
想到这里时，五哥已把狗头狗肉用高压锅做熟了，打开锅盖，满屋子顿时弥漫起狗肉的香味儿。我打开一瓶酒，和五哥对饮起来。五哥极力赞成狗头的好吃，我也随声附和，想不到妻子这时却插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气得我好险把狗头砸到妻子的头上。妻子说：“五哥，我们要回家了，你回不回去？”听到这句话，五哥的情绪顿时低落了下来，他埋下头，默默地喝酒，后来有眼泪流了出来……
送五哥出门时，五哥站在门口，偷偷的小声的问我：“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这个月孩子又没有输血的钱了。”我拿出钱包，掏出500块钱递给五哥，五哥的嘴抽动了两下没有说出什么，接钱的手在不断的颤抖。
五哥的身影消逝在街上喧嚣的人流中。快半夜了，远处，仍有商家在播放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歌儿此时听起来有些苍凉阴郁，我在想，既使再唱，广州这个地方也不会下雪，可在五哥的世界里，那场雪其实早就在飘落了。
摇摇摆摆的爱呀
好不容易是厂假——我们红运鞋业公司的鞋厂平时没有假期，工人一个礼拜做七天。这爿台湾老板开的厂生意一直很好，出厂的鞋永远畅销，工人天天加班都做不过来。不知道台湾老板今天是否发了慈悲，他通知我们所有员工放假一天。
我穿着藕色的连衣裙徘徊在工厂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我要送冼根回乡。冼根的父亲病重，他要回去看望。我和他绝好今天8点钟在厂门口等，不见不散。
我要到火车站送他。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好好的打扮一下。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打扮了一下似乎漂亮了，我不由笑了，我是在给自己打扮，还是给洗根打扮。
忧愁满面的洗根在朝阳血色的光线照耀下显得憔悴。冼根姓王，名叫冼根，不知道他父亲怎么想的，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儿，叫起来让人心生联想。洗根到城里打工，因他没有文化，只能干粗活，他干得卖力，经常星期天也不休息，人家在节日和假期里要让他顶替执班，他从来就是答应的。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老实的人，是个忠诚的好工人。
我总感到自己在冼根面前是个大姐姐，我比他大3岁。我对洗根说，回家后要多干些活儿，不要让家人看了以为在城里学懒了。你父母要是问到你的婚姻问题，你就说正在解决，说你准备找一个打工妹子，告诉他们，说你下次回家就给他们带回来。冼根看了我一眼，傻乎乎的说，我哪里正在解决。我对他说，你呀，是一头笨猪。我狠狠地瞪了冼根一眼。
其实，我的心里很爱冼根。我到了城里才知道，城里的男人都是花心萝卜，好些每天男人要干的就是泡女人。只有冼根，才不会干那些事情。不会干那些事情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因为老实，大伙不待见他，但我喜欢他。
送走了洗根，我回到工厂。台湾老板一天接着一天放假。他一会说是货物积压，一会说是海关有些毛病，卡了工厂的货物，又说外商拖欠资金，影响工厂开工等等。我们厂是独资的，大伙记件工资法，干多少给多少钱，不干不给钱。
工厂连续停工，我和同伴们歇着，没有工资。时间长了心慌。
冼根走了一个月了，秋天来临了，厂房路边的黄玫瑰已经凋谢，但紫荆正开得耀眼，折射着明亮的阳光。灰色的厂房没有一点生气。锅炉高高的烟囱原来冒着的黑烟，现在它孤独地站立着。
也许是工厂不开工，也许是想冼根了，我的情绪有些不好，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在我漂亮的新裙子上洒了一碗脏水，让我很扫兴。
我不太情愿地回到了空旷的厂区，大部分女工乘老板放长假，有的出去玩了，有的回家了。宿舍里空荡荡的，零乱地挂着女人的长袜、裤叉、衣衫，地上扔着方便面的塑料袋和奶糖的包装纸。我孤影独身，一切是空虚和寂寞。我也想回湖南老家，但我怕父母唠叨，你都28了，还挑三捡四的干什么，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结婚了都是一样的，是过日子生孩子，女人女人，不嫁就不是女人，你就想老在家里呀，老娘都不好意思和邻居讲……
躲避，是所有婚姻上遭到失败的女人惯用的手段。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泡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我喜欢那种苦味儿。后来，我又点上了一根烟，深深地吸着。吸烟我是玩会的。我喜欢看烟雾飘着时出现的形象，有时像飞天淑女，有时像柔和飘带。闲着无事，我尽量想些开心的事情，我在想那次和冼根疯玩一个晚上的情景，冼根很笨，虽然没有和他一起跳舞，也没有像城里男女那样搂抱亲吻，但我累了的时候，冼根知道说，你累了，你就靠着我坐一会吧。那天我逗他，你有没有对象？洗根说，我哪里有对象。他傻得可受。我喜欢和冼根在一起的那种感受，那样的感受是满足的兴奋的发泄的，有了这种感受，其它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本来，我到城里打工是一种逃避，但现在我不想逃避了，逃到哪里是个头呢。我有了一种欲望，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欲望。我28岁了，真的到了非嫁不可的时候了，28岁呀，老姑娘了啊。
一个粗糙沙哑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一听，是厂里打更老头在喊，三平，电话。三平，电话。他喊得有韵味，不讨人嫌。
电话是冼根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我是冼根，三平呀，我回来了。
我破天荒的不知道要脸了，我说道，冼根呀，你快来，我想死你啦。
冼根晚上9点多钟才赶到我们厂，看到冼根，我不顾一切冲上前抱住他，和他拥抱、接吻。搞得冼根像个傻子一样愣愣地看我，以为我发疯了。
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人，是男女两个人，因为是男女两个人，也就有了故事发展的氛围和情节了。我将床上的东西挥到地上，腾出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冼根为我带来了棕子、熏鱼、皮蛋，还有面条。我将这些东西摆在床上。冼根可能刚才被我亲蒙了，看着我傻笑。我瞪了他一眼，逗他，你回家找对象了？冼根说，我哪里找对像了。冼根说话总是瓮声瓮气的。我问他父亲病好了没，冼根说他父亲只是感冒发烧。我将菜饭收拾好，招呼冼根吃饭。冼根很兴奋，他的脸红光发亮，我也感到我的脸在发烧。
屋子里有些热，又没有电风扇，我对冼根说，可以把外衣脱下来。说着我先将外衣脱了下来——女工宿舍是禁止男人进入的，但现在这条禁令暂时可以不执行。冼根没有脱外衣，他的眼睛盯着面条，对脱了外衣的我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我问冼根家乡的情况，冼根说不上来，我知道他说不上来，他不是不说。一些东西装进他的脑子总是零散的，果然说出来也是零散的，他说，我在家乡看了一场电影。我问是什么片子，他说是《无间道》，我问他《无间道》是什么意思，他低头想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来。最后告诉我，反正电影里就是有好人有坏人，有时好人是坏人，有时坏人又是好人。他把我也说糊涂了。
工厂有人来查夜。看门的老头报告了有个外人进了女工宿舍。保卫科的人来把冼根赶走了。走的时候，冼根对我说，等我找到工作就来看你。我告诉他，找不到工作也来看我。
台湾老板的厂子断断续续开工了，开工也不做鞋子，是清扫垃圾，整理物品。因为我坚持在工厂，被老板评为爱厂模范，奖励了500元钱。在停工期间，为了防止外人偷盗和内部职工偷窃，工厂成立了新的普查队。我被任命为厂长助理，负责女工宿舍以及车间的普查。
据说，台湾老板是个军人，当过中尉副连长，后来因为经常违反军中纪律，解除职务退役后经商。台湾老板有股匪气。工作中有军阀作风。不知为何，平时，我很怕这个台湾老板。可怕鬼有鬼，老板居然打电话叫我。
老板说，三平哪，这几天你也忙坏了，走，我带你轻松轻松去。我是厂长助理，必须绝对服从老板。
老板驾着他的宝马高级轿车，我坐在他的旁边。这种待遇，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老板把车开到桑拿俱乐部，对我说，松松筋骨，你到女子部，我来付帐。
对于桑拿室，平时也看到过，一座座蹲在路边瞪着腥红的眼睛，可没有想到我会走到它的里面。听到老板说让我也桑拿，我一阵紧张，赶紧对老板说，我不冼澡。老板说，不光是洗澡，还按摩。我说我不按摩。老板说，是女的，你不要害怕。
我像刘姥姥一样给小姐领进了大观园，又是蒸汽浴又是按摩，我的全身上下被按摩了几遍，有时觉得痒痒，有时又觉得舒服得神魂颠倒。从桑拿室出来时，已经半夜12点了。老板说，走，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轻松轻松去。还要轻松轻松去，这么晚了，我要睡觉了。睡觉？走，我有一个睡觉的好地方。
不由我分说，老板把车开到一处我不知道的地方，把车停在一处树木掩映的别墅门口。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幽香的地方，这幢房子有些像家乡山林中的房子，只是家乡的房子没有这么别致高级。
这是老板的家。
老板向我展示了一个有钱人的气派。虽然我什么都没记住，但我知道只有一个词儿可以形容它——豪华。来到了这一处地方，把我的睡意惊没了。我睁着傻乎乎的眼睛看着这屋里的一切。但老板叫我来可不是让我来欣赏他的家的，他对我说，邹小姐，今晚就在这睡可以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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