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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感觉怎么啦？”“是这样的，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前些日子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盘，运回了家，我从车上卸磨盘的时候，也许用力过猛了，肚子里咯噔地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从那一会儿起就老是感到不舒服。今天特别地不对劲。”
“唉，”卡皮东嘟哝一声，嗅了嗅鼻烟，“大概是疝气吧。您得这病多久啦？已经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了气，并摇了摇头。）我给您检查一下……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最后说道，“你的情况不对头呀；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从我这方面说，我会尽心尽力的，可是我没法打保票。”“真的这样糟吗？”磨坊主吃惊了，便低声地问。“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糟；若是您早两三天来我这儿，那就会没事，一下就可以治好；可是现在您体内已经发炎了，这就不好办，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会，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已对您说了嘛。…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了耸肩膀。）因为这一点小病，我就会死吗？我没有说会死……只不过请您留在这儿。”这位汉子琢磨来琢磨去，瞧了瞧地板，然后又瞧了我们一眼，摸了摸后脑勺，便拿起帽子。“您去哪儿呀，瓦西里。德米特里伊奇？”“去哪？还会去《呀，回家呗。既然病得这么糟，既然这样，就得去好好安排了。…那您就是糟蹋自己身体。T，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现在这样我都奇怪，您怎么到得了这儿的？请留下吧。…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兄弟，要死，就死在家里吧；我在这儿死算什么呢——我家里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病情会怎么发展，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清楚……当然，病是危险的，很危险，这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那汉子摇摇头。）“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不留下……您给开一点药倒行。”“光有药还不行呀。…‘我说了，不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怨我！”
医士从本子上撕下一小页纸，开了药方，并告诉他还该做些什么。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离开房间，坐上车子。“再见了，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多原谅。万一有了什么，请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抽了马，就驾车出了院子。我走到外边大路上，瞧一会他的背影。道路泥泞，而且坑坑洼洼；磨坊主很自如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地、从容不迫地赶着车，跟相遇的人点头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呜呼哀哉了。
俄罗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时此刻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没有读完大学的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卓越的、极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和蔼可亲的微笑，你那热烈兴奋的目光，你那修长的四肢；又听到你那细弱而亲切的声音。那时候你住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两个孩子福法和焦济亚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着性子去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粗鲁的恭维、恶劣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并不怨不怒地去满足无聊女主人的刁钻无理的要求；不过，每天晚饭过后，你终于忙完了各种各样的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职责，坐到了窗前，抽起烟斗而沉思了起来，或者饶有兴味地翻阅起那个如你一样无家可归、命运不济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油污的厚本杂志，那时候你便会休息过来，感到轻松舒坦！当时你多么喜欢形形色色的诗、形形色色的小说呵，你的眼睛多么易于流泪，你笑得多么的开心，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对人们充满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和美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句实话，你不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生的好脑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学成绩好、进步快，是谁的眼睛会高兴得闪光，是谁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们的高禀赋，是谁为他们骄傲、吹捧，并极力加以袒护？是谁没有嫉妒，不讲虚荣，是谁无私牺牲自己，是谁乐意去服从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多么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不祥的预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乡下过得很不舒心，在乡下，没有你可向之恭敬请教的人，没有你可惊叹的人，没有你可爱慕的人……乡下人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地主都把你当做教书匠来对待：有的对你粗鲁，有的对你不恭。再说，你的长相不大出色，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冒汗，口齿又不麻利……连乡间的空气也未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却像蜡烛似的熔化着，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把自己轻盈的花瓣撤在你的书桌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壁上挂着蓝绸的时钟垫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郎——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女教师——临别时赠给你的；有时有些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朗读别人的甚至自己的诗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难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书匠身份、不能获得的自由，还有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人的病患……多么可怜的阿韦尼尔呀！
我在阿韦尼尔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过他。他那时几乎已走不动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撵出家门，但停发了他的薪金，给焦济亚另聘了一位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一张IH的伏尔泰式安乐椅里。天气出奇地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叶子的深褐色椴树上方欢快地泛蓝；树上还有最后一批金灿灿的叶子在微微颤动，簌簌作响。冷冻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化冻；太阳红红的斜光照着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轻微的响声；从花园里传来园丁们清晰可闻的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脸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高兴极了，伸出手来，打开话匣子，接着咳嗽起来。我让他缓缓气，并挨着他坐下来……阿韦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尔卓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拍拍这本诗集。“这才叫诗人呢，”他使劲压下咳嗽，嘟哝着说，继而用难以听清的声音吟诵起来：
鹰的翅膀
难道被捆住了？它的道路
难道全被堵了？
我不让他往下念了，因为大夫不准他多说话。我知道什么合他的心意。可以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去“追求”科学，但是。他对当今伟大思想家们已取得些什么成就这样问题则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在某个角落里抓住一位同学，向他细细询问起来，他倾听着，惊异着，别人说的他都相信，然后便人云亦云地去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到兴趣。我给他讲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旧事了）。阿韦尼尔便信以为是地点着头，扬起眉，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这个死之将至的、无依无靠、被人抛弃的穷苦青年那种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动得掉泪。应当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为不同的是，阿韦尼尔对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数，他不去骗自己…？一可是又怎样呢？——他不悲不叹。对自己的境况竞一次也不提……
他鼓起气力，开始谈莫斯科、谈同窗学友、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还回忆起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辩论，痛惜地提到两三位亡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颗金子一般的灵魂呀！多真挚的心呀！她多么地爱我……她现在怎么样啦？也许消瘦了？憔悴了？这可怜的姑娘呀！”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又何必让他知道，实际上他的达莎如今胖得滚圆，正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热呢，她涂脂抹粉，说话嗲声嗲气，还会骂街。
然而，我瞅着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心想，能不能让他搬出这儿呢？也许还有可能让他治好病……可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同学，谢谢啦，”他说，“在哪儿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干吗白白打扰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说真的，这儿的主人们……”
“很差劲，是吗？”我插嘴问。
“不，不是差劲！像是些木头疙疸。可是我不能怨他们。这儿有些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闺女，蛮有教养的，是个很可爱的极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奠夫又咳嗽起来
“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歇了歇，又接着说，“要是准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把烟抽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谢上帝，我活够了，认识了一些好人……”
“你起码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嘛。”我插话说。
“给亲戚写信干什么呢？求帮助吗，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的。唉，谈这个干什么呀……你最好给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些什么？”
我谈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傍晚时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如下的来信：
阁下，请允许我告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学生，已于三日前午后二时病故，今日我出资将他安葬于本区一教堂内。他嘱我转交一些书籍和本子，今随函寄奉。他遗下二十二个半卢布，还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关亲戚。您的友人临终时神志清明，心绪可谓泰然，我全家与之诀别时，他亦无任何遗憾之表示。内人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为感伤；至于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尚佳。
顺致敬意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想起了许多其他的例子，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再说一件吧。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当时我正在她身边。神甫已为她盒起送终祈祷。他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咽气了，赶紧把十字架给她。女地主不满地挪开一点身子。“你急什么呀，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你来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气便断了。那枕头下放着一块银卢布：这是她为给自己做送终祈祷的神甫准备的劳务费……
唉，俄罗斯人死得好奇怪呀！
科洛托夫卡是一个不大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