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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问问，”妻子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你今天出去找工作了吗？”
“哈里·威尔斯打电话来了，”我撒谎说，“说几个月之内就能给我找点事做。”
妻子在浴缸里不安地动了动，激起的小小波浪向四周散开，如同令人不安的气氛。“有意思，”她刻薄地说，“为你找工作的事，今天我给哈里打了电话，他没提到有什么希望。”
“他肯定指的是眼下。”
“他没提到和你谈过。”
“真好笑。”
维多莉亚突然站起身来。维纳斯出浴了。她身上的水在*间奔流，滑下大腿。
“该死，埃德！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实话？我已经受够了。”她胡乱摸条毛巾，眼睛盯住我。“记住，”她加上一句，“今晚老实点，别烦我的朋友。”
她发火时的美让我说不出话。为了值得付出的爱情目标，为了千回百转、历经坎坷的追求，顺从吧，我保证。
去聚会的路上是我驾车，车灯撕扯开夜暮，照亮纷纷扬扬、闪闪发光的雪花。圣诞的装饰还在，串串彩灯点缀着两旁的街灯，开心的圣诞老人在欢快地问候寂静的冬季。妻子固执的侧影明显流露出对我的失望。她不明白，我是个在走下坡路的男人。怎能怪她呢，我自己不也是花了许多年才搞明白的。
上天的启示总带着种种伪装。几年前，我在超市门口的货架处随手翻报纸。这种报纸的初衷不是唬人便是煽情，但也有真话点缀栏目之间。有一则针对母亲的消息，说儿童早熟绝非益事。大多数妈妈的宝宝都很平凡，因此，相比旧金山要被海水淹没、火星人盗窃婴儿后逃跑的报道，这样的新闻便很能安慰她们。
报上说，18世纪的德国有个神童，九个月会造佳句，一岁半能读《圣经》，三岁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结果四岁就死了。他身负的期望过大，人人都说将来他一定会在各个领域都创造非凡的成就。
得承认，这则小小的新闻吓到了我。不是因为这孩子短促的一生真的非同寻常，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一生遵循了一种熟悉的模式，一种那时我才意识到的模式。呃，这样说也不全对，以前我也有所察觉，知道有这么回事，却还没能感同身受。
如同每个生命一样，他的生命也可以图示出来：一条上升线到达顶峰，停在特定的节点，然后下降。各人生活只有坡度大小之别，比起绝大多数人，这孩子的更陡峭，下降也更迅速。我们都会成熟，都将受缚于无从规避的相同法则，屈从于数学的必然性。
那时我25岁，可以不去理会这个。现在我30岁，还年轻，我承认，可却感到双脚已经踩在了下坡路上。现在，我知道自己开始向下走了，不紧不慢地，却终将跌入自己人生曲线的底部。惯性会让走下坡路的男人加速下落，而他惟一的选择，只剩下要不要享受下落途中的景色了。
走下坡路的男人（4）
如今，妻子胸怀希望，期盼未来，但驱使我紧锁房门的冲动却让我对未来心怀恐惧。一前一后走在街上，她双肩向前，充满期待，我脚跟钉地，畏惧抵抗。她认为我有能力，对我充满期望，如同盼望一株沙漠里的干旱植物，会在渴望奇迹的注视之下开出花来。她相信我可以选择，可以成就她的期望。但我所想要的，只是保持平衡。
海伦和艾弗瑞特的家灯火通明，光亮直透过方正的窗户。我停下车。显然，妻子决定要和我出双入对，要像原子般亲密。她挽起我的胳膊。男女主人在门口迎接我们。海伦和维多莉亚亲了亲，艾弗瑞特却不信任我，大大咧咧地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像是在说大过节的，就原谅了你吧。他们领我们进了客厅，出乎意料，里面已经到处是人了，坐着的，喝酒的，地毯上还有几个半躺着，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陌生脸孔在眼前游荡，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醉了。都是些年轻人，也都是公务员，跟我妻子一样。
我瞄见霍华德背靠墙站在角落，炫耀着浓密厚实的络腮胡。体格上我们截然不同，他高高瘦瘦的，这让我无法想象，维多莉亚在他怀里是什么样子。一想到她居然会换口味、不再痴心我这种体型，我便再也无法想象下去了。我认为自己像熊一样，让人想抱抱。我猜，跟霍华德*一定相当激烈且有活力。
有个不认识的人递上一杯酒，我接下来。不对，只是聚会的开胃酒，加了丁香的果子酒，不过我还是乖乖喝了。维多莉亚走开了，我自由了，可以去找更合自己口味的酒。我在厨房里找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自己倒了浓浓的一小杯，先尝尝味道。这才是酒呢，我讨厌遮遮掩掩、调过味的东西。我拿着杯子回到客厅。
一个长相俊俏、主妇一样的年轻女子凑到我身边。她是那种影子般在聚会穿梭、安抚迟到客人的女人。我们随意聊起聚会，觉得很不错，也赞许了主人。她说自己叫安，是律师，我说自己是船舶设计师。她问我，船舶设计师该到海边工作，我在草原能干什么。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我对船舶设计一无所知，编都编不出他们能在草原上做什么。
“观察。”我只好含糊地说道。
她好奇地看看我，然后去找在聚会上沾花惹草的丈夫去了。几分钟后，我觉得他们肯定在议论我，于是我溜回厨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海伦看到我在厨房。她在找橄榄。
“埃德，”她问，“你有没有看见一罐子橄榄？”她比划给我看罐子有多大。有人打开了音响，我感到地板在轻微震动，人们在客厅跳起舞来。
“没，”我回答，“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喝多了。”我坦白道。
海伦犹疑地看着我。其实，海伦和艾弗瑞特并不赞成喝酒，所以才用苹果酒待客。她勉强笑笑，不问我橄榄了，却谈起工作的事，“工作找得怎么样？”她一边客气地问，一边在冰箱里翻找。
“还没找到。”
“艾弗瑞特和我都在为你打听呢，”她说，“我们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你。”说完她拿起一罐腌黄瓜冲出了厨房。
“嗨，你这蠢女人！”我叫起来，“那不是橄榄，是腌黄瓜！”
我摇晃着走回客厅。音响放着华尔兹，我妻子和霍华德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安静缓慢地旋转。我注意到霍华德已经把腿伸到我妻子大腿之间了。我喝了一大口酒，欣赏着他们。他们还挺般配。我举杯向他们致意，他们却没看见。我厌世的样子与骑士的风度，算是白摆给他们看了。
走下坡路的男人（5）
我的左边，一男一女在谈论智利和智利难民。看来她负责难民事务，工作上有些棘手的事。难民因为政治宿怨而分裂，不愿学英语，有一个没有有效驾照还总要开车。两个人的声音真切尖利，在我耳边分分合合。我看着妻子，正被娴熟地引领着，滑步、转身、转身、滑步。她的头上是霍华德的脸，面具般漠然的表情下暗涌波涛。
沙发上方的壁钟显示现在才10点，还有两小时才进入新年，但时间马上就过得快起来，因为我有幸卷入了一场政治辩论。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我的对手也不懂。我总是发现，激烈辩论有赖于辩手的无知，辩论的人越无知，辩论就越激烈。这场辩论一下便激烈起来。有人马上便指责我是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毫不客观的论断让我很开心。我站在那儿，眉开眼笑，腿扭来扭去。时不时，我回到厨房把杯子加满，他们跟在我身后，激动地叫嚷着种种数据和类比事例。
直到12点我才意识到，我这场表演引起了多深的敌意。一个女人真地恨起我来，拒绝了我友好的新年之吻。我辩解说，政治分歧不该妨碍博爱行为。
“你这些愚蠢自负的个人主义肯定是从艾茵·兰德 那儿学的吧！”她脱口而出。
“谁？”
“作家艾茵·兰德。”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家公司呢。”我说。
她叫我讨厌鬼，然后得意地走开了。即使我喝得醉醺醺的，也知道附近的人都同意她对我并不友好的评判。我发现自己在高声讲话、情绪激昂地为自己辨白。海伦穿过客厅，向我走来。她拉住我的胳膊肘。
“埃德，”她说，“你有点喝多了。厨房里有咖啡。”
我由着她把我拉走。海伦给我倒杯咖啡，安顿我在早餐台旁坐下。我真觉得懊悔不已，羞愧难堪。
“喂，海伦，”我说，“真对不起，我喝太多了，得回去了。你能不能告诉维多莉亚一声，我准备走了？”
“维多莉亚出去买冰淇淋了。”她说得挺不自然。
“她怎么可能去买冰淇淋呢？她不开车的。”
“她和霍华德一起去的。”
“噢……好吧，我等等。”
海伦丢下我，让我独自反省自己的罪责，我却没有。我在想着维多莉亚和霍华德所犯的罪。我摸摸头，想摸摸刚刚戴上的这顶绿帽子，这个玩笑不好笑。我站起来，又喝了一杯酒提提神，找到大衣和靴子，到外面去等那对年轻情侣。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模模糊糊。新年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场暴风雪。
我没等多久。有一辆车小心地沿街开过来，大灯闪着光，停在对面的路旁。我听见车门一响，还有笑声。霍华德和维多莉亚轻快地跑过街道。他好像在追她，她兴高采烈的尖叫给了我这种感觉。他们走上人行道，没有注意到我。我感觉自己站在那里的样子，一定纹丝不动、杀气腾腾。
“嗨，豪威！”我说，“你好啊？”
“埃德！”霍华德停下来，草草地向我点点头。
“我们去买冰淇淋了。”维多莉亚解释道。她举起袋子当作证据。
“是这样吗，豪威？”我问道，转向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这样做究竟是想让这个讨厌的霍华德难堪，还是因为我自己吃醋了，可能两方面都有点。
“我的名字是霍华德，埃德。”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霍华德。”
霍华德咳了咳，搓搓脚。他的笑容很模糊。
“好了，埃德，”他说，“你怎么了？” 。。
走下坡路的男人（6）
“怎么了？豪威，她是我妻子，有外遇了。我现在对你满是敌意。对了，你不是心理学家么，我的敌意可以怎么解决？”
霍华德耸耸肩，愤怒扭曲了脸上僵硬的笑容。
“没办法？对了，我有处方！要是我敲敲你的脑袋，肯定会好很多，蠢货！”我说。然后我开始干起了蠢事，在这种天气里脱起大衣来。
“别这样！”维多莉亚说。“埃德，打住！”
受到这样的暴力威胁，霍华德挺直了身子，夜色中他看上去好像更高了，像个保护孩子的家长。他的说话低沉了，音高直落了好几度。“我会处理的，维多莉亚！”他粗声说道。
“别跟孩子似的！”她大发雷霆。“住手！”
可怜的维多莉亚。两个固执的男人，像两头静夜中发情的雄鹿。
可是，我的右臂却缠在了大衣袖子里。我醉了，只想着把胳膊拽出来，结果左脸猛地一麻，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豪威像塔一样耸立在面前。
“你这婊子养的！”我口齿不清，“这可不是打板球！”我躺着，还想踢他的命根子，没踢着。
霍华德忽然成了绅士，颇具风度地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