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则安在焦虑中等待着，思考着，琢磨着，天又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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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3日15：30 台州（1）
整个事情的起因，源自一个意外的电话。
二月初，春寒，我与友人刚刚合作出版了一部传记作品《金头颅——抗日名将陈安宝传》。在1939年南昌会战中殉国的国民党上将、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是我的家乡人，为了写这本书，我们曾走访了一些原国民党的老人，在这期间也无意中接触了几个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有关的人员，他们向我讲述了几个鲜为人知的特工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陈安宝将军牺牲之后，而且跟陈将军八竿子也打不着，对传记的创作没有一点儿用处。但故事本身却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干脆把这些素材写成了一篇猎奇性质的小文，发表在当地的小报上。没想到，就在这篇小文发表的第三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这个电话，竟是从台湾打来的。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清脆，语速也快，几乎没有给我回应的时间。她告诉我，她在网上看了这张报纸的电子版，对故事里一个代号叫“米兰”的人物非常感兴趣，希望能跟她或她的后人见见面。我听了她的要求，不禁哑然失笑，这个“米兰”只是我随意安上去的一个化名，讲这个故事的保密局老特务已经九十一岁了，早已记不清那个女人的真名实姓了，想不到竟然有人当真。
糟糕的是，我越解释，这女人就越跟我较上了真儿，我是个口讷的人，竟在电话里被她逼得毫无还口之力，最后，她向我索要了我的住址，抛下了一句话：“我会到大陆找你的，就在最近。再见。”就挂了电话。
我提着话筒，仿佛猝不及防地被人敲了一记闷棍，郁郁地发呆。我甚至还没弄清楚这个陌生的台湾女人是谁，她到底想做什么，就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对方，这太危险。
也许只是个恶作剧罢了，谁会真为了一件历史角落里的陈年旧事，大老远从台湾特地跑过来呢！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就把这事儿扔一旁了。
没料到，十天之后，这个女人就敲响了我的家门。
是个略显瘦小的女人，大约三十岁，短发，皮肤黝黑，看起来很干练，我误以为她是台湾的原住民，但她告诉我，她的祖籍就在台州，跟我是老乡。这并不奇怪，当年败退大陈岛的国民党执行“金刚计划”，除了一个躲在棺材里装死的老人，岛上近两万的居民统统被带到了台湾，以至于现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有所谓“台州村”的存在。
我不得不把这个“不速之客”让进家门，她说，她叫林美，台北人，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这次来大陆，就是为了寻找我文章里所提及的那个代号叫“米兰”的女人。我再一次向她解释了这个荒唐的误会，但她并不理会，执意要见一见讲这个故事的老人。
“爷爷说，就算是一丝线索，哪怕它只是一瞬间的泡沫，也决不能放弃。”林美说。
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受她祖父之托。职业的敏感让我突然有了兴趣，我似乎意识到，这背后肯定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说不定可以成为我下一部小说的绝好题材。一个小说作者对故事的渴求，无异于一个饥饿之人对食物的向往。于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不再把这个女人拒之门外。说实话，那时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私心帮助林美寻找“米兰”的。
“这是爷爷后半生的愿望，米兰在他的生命中非常重要。作为孙女，我只有竭尽所能，在他离开人世前，帮他实现这个最后的心愿。”林美说着这话，声音有些哽咽，“医生说，他只有三个月的生命。”
2009年2月13日15：30 台州（2）
在聊天儿的过程中，我得知林美的祖父以前也做过特工，但她对爷爷的经历所知甚少，她说，老人家对这段往事一直讳莫如深，从不跟家人提起，唯一忘不了的，就是“米兰”。特别是最近，老人病情加重，连说梦话都少不了这个名字。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对背后故事的好奇，我当即答应，带她去拜访那故事的讲述者——老罗。
老罗原是国民党保密局大陈站少校特派员，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资深特务，解放前夕，他受命潜伏台州，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行动中，向我公安部门自首并戴罪立功，提供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潜伏名单，从而撕开了国民党浙东“后谍报网”的一角。此后的四十多年，他一直隐姓埋名，躲在台州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里了此余生。
解放前，台州因“两多”而闻名，一是将军多，二是特务多。小小的台州就出了三个国民党上将，其中包括中国空军之父周至柔，中将、少将之类的，更是多如牛毛。宁溪只是台州黄岩山里的一个小镇，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宁溪一条街，一百零八条黄皮带。”可以想见军人之盛。特务多，那更是不得了，台州前后出了两大特务头子，一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林蔚，台州黄岩人，国民党军队的头面人物之一，军统局原局长，戴笠的顶头上司；二是沈之岳，台州仙居人，此人军统出身，胆略过人，处事低调，1938年曾只身潜入延安企图刺杀毛泽东主席，后为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中统的后身，简称司调局）首任局长。老蒋的两大特务体系：军统和中统，似乎都跟台州人搅在了一起。有这两个人在上面领着头，就有明明暗暗的一批人跟了出去。台州解放前夕，败退至大陈岛的国民党又有计划地布置下大量潜伏特务，五十至六十年代，台州成为蒋介石屡次计划*的前哨站，特务网更是错综复杂。
我带着林美，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半小时的山道，才到达那个小山村。可找到老罗住的那间石屋，却早已人去屋空，一打听，才得知老罗在两星期前去世了。他没有后代，是个五保户，村委会就出了点钱，把他送到火葬场里烧了，骨灰带回来，就埋在石屋后边的野竹林里，连块墓碑也没有。
林美对老罗的去世感到非常失望，我只有安慰她，老罗这个年纪的人，死亡只在反手覆掌之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十分正常。话虽是这样说，我的心里其实也有些淡淡的凄凉感。
征得村委会的同意，我和林美查看了老罗的那幢破屋子。据说老罗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场，四五天后才被路过的村民发现。这种深山里的石屋，老主人去后，谁也不会再来居住，慢慢就会变成一座荒屋，直到自然坍塌。现在人刚死没多久，老屋里仍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屋子里的摆设非常简陋，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几乎查找了所有的角落，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老罗说的那个女人跟你爷爷口中的米兰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坐在门口，看着屋内还不死心的林美说。
“爷爷说，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就是米兰在召唤他。他说他的直觉几乎没有错过，他相信直觉。”林美说。
“优秀的特工只相信理智，不相信直觉。”我靠在门框上，自以为是地调侃。
“你写的故事不是巧合。也许，老罗曾提到过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忘了，也许你没听清，但潜意识里已经有了印象。”林美在老人的卧室里爬上爬下，一边说。
我呵呵地笑了声，抬头去看门外几株大得出奇的老梨树。一阵清风吹来，纯白的梨花如雪片似的纷纷飘下，在青山间漫天飞舞，我忽然有一种恍然出世的幻觉。老罗不愧是黄埔毕业的，真会选地方，在这样宁静美丽的地方终老，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啊。
“有了！”林美突然大叫，吓了我一跳。
她从床底下爬出来，头发上粘了一层白白的蛛网，手中捏着一叠黄黄的纸，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我接过来一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谱，用毛笔字抄录的，照着阳光翻了翻，没发现有什么特别。
“只是一本老戏谱啊……”我不解地看着她。
林美从我手中要回戏谱，好似一件十分珍贵的宝物：“你不知道，我爷爷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关键是在这儿。”她把戏谱页口轻轻卷折起，竟然现出了一款椭圆形的蓝色骑缝图章。
“红袖……戏剧社？米兰？”我喃喃念出上面的篆体字。
“怎么样？这不是巧合吧？”林美得意地看着我。
我有些犯糊涂了，难道老罗真的向我提到过这个名字？在那瞬间，我对自己的记忆变得有点不自信起来。
1964年10月17日01：28 台北
这几天，“心脏”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他真的有些累了，身累，心累。这不是一句假话，就在昨天，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体检时，竟然被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心脏”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强壮的身体，他一直坚信，自己可以工作到统一台湾的那一天，得这样的病，很让他的自尊受不了。
他有点迷失在自己的身体里了。有时候，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真的搞不清。从民国十六年那个恐怖的日子算起，他已经说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假话，做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假人，没人会受得了。
但他必须做下去，为了能向“咽喉”传上一两句关键的“真话”。这是他唯一坚持下来的理由，也是他存在的理由。
现在是斗争最严酷的时候。最近，老头子又在疯狂地清洗“共谍”了，“防谍*，雪耻复国”，成了开会时经常提的口头禅。每隔几天，就听说又有“共谍”落网了。“心脏”时时关注着，但他无法辨别这些被捕的人中，哪些是真的潜伏的同志，哪些是冤鬼，哪些只是诱人上钩的鱼饵。就算明白了，又能怎么样，毫无办法，他不能营救其中的任何一人。
因为他是“心脏”，在赴台之前，组织就下了死命令，要他时刻牢记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不准妄做任何跟任务无关的事情，哪怕只是等待，永远地等待。
无尽的煎熬。
昨晚二十一时，老头子在三峡镇大埔召开了一个国民党高层紧急机密会议，商量大陆核爆的应对策略。尽管早有情报透露大陆核弹实验将获成功，但当这一天真正来到时，老头子仍然显得狂躁不安，激动莫名：“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说得轻巧！“心脏”知道，这个计划只是老头子的一厢情愿而已。美国人很聪明，他们不相信这个被人民抛弃的离开大陆十五年的政权能东山再起，所以一再反对和拖延老头子*。据台湾情报部门侦悉，大陆和美国已经开始秘密接触，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很难有所作为。但老头子不这样想，他讨厌美国人不痛不痒的暧昧态度，等不耐烦了，干脆绕开他们，自立反攻，开始构建他那雄心勃勃的庞大无比的“国光计划”。
“国光计划”已经秘密进行了三年，方案拟了不少，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雨点都算不上，云还没聚拢就被风吹散了。老头子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国光”对大陆来说根本不是秘密，这边的计划一出台，那边，一些重要的部署已摆在了中南海的办公桌上，当然，这也是“心脏”感到欣慰的。
但是，在“国光计划”五大体系二十六个大计划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