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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明朝的一些国策，朱元璋少有创见。他开创的大明王朝，说得准确一点，只是“开”而非“创”。我们说一个帝王应有雄才大略，这是统而言之。若分开来说，则开国应有雄才，创业则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立国之初，他不遗余力推行制度建设，也只是恢复帝国的秩序而非给新的王朝注入新意。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希望他的国家稳定而富裕，士农工商各有所务，田野多农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个臣民都充满至高无上的道德感，都必须心存敬畏。
朱元璋是道德治国的极力推行者，在他看来，所谓道德，最紧要的两个字是忠与孝。张居正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这位大明王朝最为卓著的政治家，虽然比朱元璋晚生了两百多年，但他对这位开国皇帝的思想，可谓体会至深。今天，我们参观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经常看到门楣上书有“耕读传家”四个字。毫无疑问，这里浸润着明代的遗风。忠臣与孝子，儒士与农夫，在明代大受推崇。
朱元璋嘲讽刘伯温（2）
今天，我们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是西方的观点。尽管在其衍变过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内容，但其发端仍是经济学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却是依靠忠臣孝子与儒士农夫作为中坚力量来稳定社会的。这四种人非但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贫富之间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朱明王朝，每一个人都必须像圣贤那样，强迫自己建立起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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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始终厌恶商人，关注农民
让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朱元璋在山川坛祈雨，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他的第一关注点。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更因为帝国的子民，百分之九十都住在乡间。农业稳则农民稳，农民稳则天下稳。一个统治者并不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就能对这一国运作出判断。由于出身与知识的双重局限，朱元璋厌恶商人，同时对流民亦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自己就当过流民，他认为流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流民十之###都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生性懒惰，大部分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基于这种认识，洪武三年的那场大旱引起朱元璋内心的恐惧。
祀天之礼，实乃中国远古开始的风俗，并非朱元璋的创见，但朱元璋的虔诚却是前朝皇帝不可比拟的。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为朝中大臣作出楷模，同时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尊重。朱元璋如此垂范，倒还真不是“作秀”，而是他从内心深处就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救世主。在那次与刘伯温谈话之后，他还与中书省的臣子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完全可以想象，天下百姓听到这样的圣旨，是如何地欢呼雀跃。自古以来，农民始终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而农民中的鳏寡无助者，则是弱势中的弱势。朱元璋行“实惠”，首先就让这样一些人得到好处，应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但是，朝廷大量的府州县官员，对待农民“不体上意”，常常表现出官场的傲慢，具体的体现是敷衍塞责与心不在焉。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洪武九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三年考满，州官为他写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见了，批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从朱元璋的这道批示来看，他对官场的猫腻了如指掌。在明代，督运属朝廷的经济部门，肥得流油。而县令则是苦差事。也不知那位马亮花了多少银子，才买通州官给他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显，希望朱元璋将自己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跑官要官，更痛恨地方官不懂农业与教育。不用说，这位马亮因犯“渎职罪”而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但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改变，坑农扰农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兹后，湖北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乾奉命前往赈灾。这赵乾自京城出发，一路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到达受灾地后又磨磨蹭蹭迟迟不放赈，以致灾民饿死很多。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将赵乾斩首示众。《典故纪闻》记载朱元璋曾下旨中书省说：
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朱元璋治国期间，农民问题处理得较好。他死后，他的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还延续了好多年。到了明中叶，自武宗始，休养了一百多年的农民又开始遭受劫难。又六十多年后，张居正出任万历首辅，推行新政，力革时弊，用“一条鞭”的改革，来上承朱元璋的农民政策，应该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但人亡政息，张居正遭受清算后，刚刚苏困的农民再次陷于水火，这导致大批流民的出现。元朝末年，大批流民揭竿而起，朱元璋依靠这些流民形成的武装，建立了大明王朝。谁知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民武装，又将他的后代掀下帝座。终点即是起点，由此可见，历史的想象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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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大火引发的迁都争议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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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首都的确立与朱元璋的犹疑
朱元璋于1368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