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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北京闹义和团，势甚凶狠，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自称能御枪弹，设坛焚表，凡与外国人有交情者，均目之为二毛子，拘到坛上焚表，表若上升，即没事放回，若表不上升，即听神处分，甚至杀戮，京中人心皇皇。端王刚毅等又为庇护，称为义民，带进入宫，当面试验能否避弹。据说确能避弹，于是太后准其设坛，声势越大，杀害人民甚多，甚至害及外人，戕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于西四牌楼道上，并害日本杉山书记生。北方如山西等省，亦有响应，有蔓延之势。该团发起于山东，时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极力追剿，遂窜入北京。其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恐延及东南，贻害全国，遂议联合保护南中各省，与各国使领，订立协定，声明保护各国侨民，不受政府乱命，南方得保安全。但北京团匪越闹越厉害，连合董福祥军队围攻各国使馆，攻了一个多月，终不能攻进。嗣后八国联军来华攻毁大沽炮台，长驱直入已进了京城，西太后仓皇出走，只有李莲英、崔玉桂随行，伦贝子亦扈从。临行推珍妃入井毙命。余只看报章，实情不甚了了，史称为庚子之役。后伦贝子告我那时宫中情形，太后令懿亲王公连太监卫兵每天在宫中换了短衣窄袖，束了红巾，亦练义和拳，蹦蹦跳跳，如疯如狂，称义和团为义民，藉此排外。迨联军由大沽登陆，直趋京城，等到进了城，宫中才知道。于是太后慌慌张张，换了布衣，扮成村妇，传令珍妃前来（时珍妃被皇后谮于太后，幽禁在三所）。珍妃见这情形知道要逃难，即跪求请留皇上在京，跟洋人讲和，太后厉声骂道，都是你闹的乱子，你还想跟他（指皇帝）一同活命吗？咱们俩一同跳井，免得被鬼子侮辱，你先下去，我亦同下。珍妃跽求，太后命太监崔玉桂扔她下去，珍妃还泣求，崔玉桂太监对珍妃说，主子快跟老佛爷谢恩吧（意叫她快投井）！说了遂要动手。珍妃怒斥曰：你敢动手！崔不理她，就此被拖带拉将珍妃推下井了。临时传驴车进宫，只有两辆，太后坐一辆，令皇上跨车沿，皇后、大阿哥坐一辆，令我（伦自己）跨车沿，只有李莲英、崔玉桂两太监伺候。太后狼狈出了德胜门，肃王、庆王、端王、刚毅等才追赶上来。太后命庆王仍回京，留守京城，跟洋人议和。一路喝井水，啃窝窝头，困苦不堪，直到怀来县，知县吴永，出城迎驾，迎入衙门，息了一宵。怀来地方破烂不堪，一无所有，煮了一大锅小米绿豆粥，大家充饥，只太后同皇上一桌，有两三样荤菜。后赵舒翘、马玉昆率了神机营，赶来护驾，才觅得几乘轿乘坐，到处荒凉，百姓已逃避一空。及将到潼关，岑春煊由甘肃带兵勤王，沿途保驾，太后始露笑容。后到了西安设了行在，京中官员才陆续来了等语。这次慈禧闯了弥天大祸，临行犹不忘珍妃之恨，置之于死，可想西太后之毒辣。
平心而论，拳匪这种举动，等于未开化民族，然亦有激之使然者。当时民智未开，哪知宗教信仰，愚民信教，名为吃教，且有不安分之徒，借吃教为护身符，且有犯了罪，地方官要捕他，他即诉求教士，捏造谎言，说被地方官欺负，地方官即要来捕，求教士救他。教士只要入教人多，不辨是非，即准其入教，地方官即无法拘捕。若地方官要求教士交出人犯，教士即诉之公使，公使听了教士之言，认为地方官不对。若案情大的，教士不肯交出犯人，人民起而抱不平，即闹成教案。因当时各国教士，都由各国公使保护，教民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教士加以庇护，地方官无可如何。甚至守正不阿之地方官，受教士控诉，公使即向政府交涉，结果地方官受了处分，犯罪之莠民，反逍遥法外。且更依仗教会之势力，欺负平民，因之平民积怨渐深，不但仇教更仇洋人，好事者乘机煽动，教会遂为众矢之的。加以那时朝中顽固大臣，亦仇视洋人，太后亦不例外，借义和拳以泄忿，义和拳遂依势横行，毫无顾忌了。追原其故，由于其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政教不分，嗣后教廷于中国分设主教，教士不由公使保护，教案即从此绝迹了。当义和团闹得最凶之时，许景澄京卿，在御前会议力争义和团不可信，致触太后之怒而被戮。聂士成将军，在天津因守土御联军而阵亡。失一名臣，丧一名将，真可为之痛心。其时顽固大臣，以为将洋人杀尽赶光，即可闭关自守，这种思想，可谓其愚不可及矣！
时适暑假，因铁路学堂有名无实，遂与竹荪商量，国家遭此巨创，应有改变方针，我们亦应另作打算，竹荪亦同意，遂决计回沪不再来了。
四 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学
八国联军入京后，军纪之坏以德国为最；其次俄国，而以美国日本两国军纪最好。联军分区而治，美军驻南城，人民有从内城移至南城者。日军卫皇城，不但宫殿无恙，连内库亦未开动，一时官民舆论，对日本印象特佳。两江湖北督抚，始派学生到日本学陆军，亦有学文理科者，自费去的学生亦不少。余暑假回沪，适章仲和（宗祥）、吴止欺（振麟）、陈乐书诸君在沪，因王培孙之介，得以相识，均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尤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学堂为优待留学生，可不经考试入学。余闻而心动，回家向我父商请，我父虽赞成，惟措资为难。后经双亲决定，以附郭田两亩许，售得四百余元，以充学费。我父母为子留学，不惜鬻产，以遂我愿，可见我父母之见识，亦非常人比也。
其时培孙才接办育材书塾，该塾为培孙之叔柳生丈创办，因受义和团影响，师生星散，培孙愿继续接办。但教师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请，遂请我及乐书、陈希贤（冷血）、雷季兴（奋）、仲和诸人，暂行代课。后教师聘定，我等即东渡矣。仲和写有日本留学指南，对于旅程费用，学校官立私立之分别，住宿饮食之习惯，详细记载，阅之即可知其大概，有便于留学者不尠。余与止欺同行，更没有不便，王荃士亦同行，乘轮船三等舱，自上海到长崎，只须大洋十四元。余等到神户，改乘火车到东京，那时快车亦须一夜，天明达东京。神户本为外人居留地，即中国称为租界者，自明治维新颁布宪法，开国会，改正民刑法律，各居留地及治外法权，始由日本政府收回。沿海尽是洋楼，很像上海黄浦滩。到了东京，由止欺介绍一日本人家居住，由居停主人教日文，荃士亦住在一起。日文稍通，余即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荃士入高等商业学校。荃士为培孙堂弟。余以早稻田太远，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后私立学校均改大学，法学院称中央大学）。其时私立法政学校，共有六校，都有名望，教授亦由帝国大学教授兼者为多，故功课亦相差无几，惟少图书参考。那时日本风尚，帝国大学特重，官吏考试及第者，帝大占多数，若早稻田出身者，业新闻记者为多，中央大学出身者，从事律师为多。早稻田大学为大隈重信伯爵创办，中央大学校长则为法学家奥田义人博士。
日本明治以前之文字，多用汉字，中间加以日本字母，若将日本字母除去，即与汉文无异。维新以后，改用语体文，文言一致，遂与汉文不同。至各处方言，亦稍有异同。惟语言中，有所谓敬语，同是一语，说法不同。如下对上，须用敬语，这不免阶级思想。即妻对夫亦然，而为妻者，不觉有自卑感，习俗使然也。至学校讲义，都用通
俗语，只要记了各种专门名辞，辨明反正之意，即可听讲。译书更容易，然新出之书即不同了。
其时中国留学生，文武合计，只有五十六人、每逢假日，彼此往来，不分省界，亦不分文武，亲热异常，恍若家人。有一研究团体，名励志社，文武学生，都有入会，设立宗旨，只是联络情谊，研究学术。有时开辩论会，讨论时事，交换意见，在我未到以前，即已成立。然亦有激烈爱国分子参加汉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被戕者有四人之多，都是用功优秀之士，甚为痛惜。后又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出一刊物，名《译书汇编》，翻译日本明治维新之著述，及维新人物之事迹，日本宪法书籍及名人讲义，以及各国宪法名人传记等，以期开发民智，灌输新知识于国人，月出一册，销行上海，一时称盛。其时日本留学生，都是纯洁青年，想改革中国政治教育及军事，没有存功名富贵之想。梁任公亡命横滨，发行《清议报》及《新民丛报》，立保皇会，留学生受其影响，同意主张君主立宪。任公笔锋犀利，议论透彻，容易动人，亦有因其谩骂西太后为太过分者。其时清廷政治*，大臣颟顸，任公批评，却是实情。加以戊戌变法失败，故议论不免过激，然对他表同情者不少。后以留学生来者日多，思想庞杂，有偏于温和者，有偏于激烈者，温和者多主张君主立宪，激烈者多主张排满革命。励志社会员中，亦有思想不同者，因之励志社外，又有新民会之组织。然思想虽有不同，彼此友情，依然如故。
后以国内留学来日之前，时有通信询问情形，故有留学生会馆之设立，在上海登报，如问留学情形，可直接通信留学生会馆，随时答复，并可代为照顾。会馆公举干事十二人，轮周值日，管理通讯等事，余亦为干事之一，会费由同学量力捐助。初来之人，极为称便。甚至考察之员，亦来信请招呼，会馆虽是为留学生便利而设，但又不便拒绝，惟有妨学业。后来各省有同乡会，会馆对这种事情逐渐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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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1）
驻日公使蔡钧，汉军旗籍，其人不学无术，善钻营，顽固自大。有一日，留学生公宴公使，酒酣耳热之余，陆军学生，将公使高抬举起，口呼公使万岁，此系致敬之意。蔡钧不知此意，吓得变色，急呼下来下来。陆军学生气旺力壮，更加抬高，公使误为戏弄他，跟他开玩笑，认为侮辱，密函政府，谓日本留学生中，多有革命分子，目无
公使，即目无朝廷，以后派留学生，当严加考选，自费生不准学陆军云云。日本定章，外国人欲入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各种专门学校者，须由本国使节保送，后因中国学生，初入士官，言语不通，听讲不便，故设一成城学校，先习语言，略教军队体例，及兵式体操，亦以军人当教员，但不必使节保送。蔡公使商之日本政府，以成城学校，亦有军事性质教育，亦须公使保送。日本外务省没有复文，大约亦不赞成。适有某省自费生两人，请公使保送成城，公使以自费生拒绝不保，两生再三恳请无效。时吴稚晖（敬恒）先生同蔡孑民（元培）先生来日考察学务，两生转恳吴向公使说项，以为以吴先生之面子总可有望，岂知蔡公使仍不许可。吴先生问他理由，他答自费生不能学陆军。吴先生再询，是否奉有政府训令，且成城尚不是陆军学校，日本方面，亦无公使保送入学之章程，贵公使到底据何理由，不肯保送？蔡使因吴先生是学者，不是显宦，即存有轻视之意，即说我不保送即不保送，请君不必多言。
吴先生听了怒甚，说道政府派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