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百鸡宴”，其时正好禽流感盛行，“老毒物”看了半天也没敢动筷子。最后摄像师告诉他：“吃吧，这是××局没收的非法养殖鸡，个儿顶个儿的都是小笨鸡，身体康健着呢！”
“老毒物”参加工作以后，时间很紧张，但是他还是总告诫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不懂，忙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问他原因，他把Blog上的一段日记给我复制下来：
23号就是今天了，周四嘛，早上到台里就先吐了一大滩血——因为打开机器之后发现昨天做的东西全损坏了。研究了半天也没弄好，最终又是在老吴同志的建议和鼓励下，将“损坏”的文件全部删除，从头开始重新做——只当昨天做的是为了热身了！后来1楼广告科的人上来一看，才弄明白，说是我启动机器的时候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所以系统才提示我文件损坏。相对而言，我将原本没有损坏而只是看似损坏的文件全部删除重做则是一个很高级的错误了。不管怎么样，忙活了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终于做完了。
我读完差点笑得背气，可是转念一想，人嘛，都要犯点极为幼稚的错误的。
夜里，习惯失眠的我又一次在网上等着“老毒物”，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作为一个大哥式的人物，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调侃的“老毒物”。于是，我打开自己的Blog，写下了一段模仿毛主席的话，作为我对“老毒物”的祝福：
朝酒晚舞十三（4）
别了，东斜西独
中国还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存在有糊涂思想，对毕业就能找到月薪几千的好工作存在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帮助的工作，使他们清醒过来，不能一直幻想下去。但大学生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的观念已经破产了，大学的毕业证，就是一个破产的前兆。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大学毕业证好好学习，对自己进行教育工作。
东斜西独走了，新生们又要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联想到朱赫的离开，把他可能的未来与“老毒物”的未来做了个比较，我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冷血。可是，我又不能把太多的话说出口，朱赫也许不会像“老毒物”那样拥有一个美好而又可见的未来，也许，全是因我而起。我负责论坛将近一年，和“老毒物”相识很久，今天他终于能靠自己喜欢的本事赚钱了，我真的很高兴。而我和李不曼所关心的朱赫，却还在为他眼下的事心急如焚。
我偶尔在走廊里看到朱赫，他已经在准备行装了。
莫名，我心里有种失落感，但我又安慰自己，失学的人又不止他一个，我救了这个也救不了所有。我一向都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现在看来，我也并不是那么清醒了。
李小曼已经不再和我过多地联系了，即使上课时相互看见，也并不和我说话。虽然我并不爱她，但被自己不爱的女孩蔑视了，也不是什么好体验。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更别说女人了。
我想，我离坦然越来越远了。又过了几天，在网易的新闻版上，我看到了一位高官厚禄的老先生极为“愤青”的言论。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高校一天到晚都在做思想工作、德育工作，如果一个学生家里有困难，就没人管，学都上不下去，那还有什么思想工作可做呢？”听了这话，我都有种想在新闻联播里为他喝彩的冲动。但是言语毕竟还是言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命运教给我们的只有顺从。论坛上的同学们说得再有见地，落实到现实中，也不过是一群没什么主意的孩子。有的人说，一个群体人越多反而越没有力量。
是啊，一盘散沙。
那些“大人”们给我们的话语权，恐怕也仅仅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脱下来我给您洗洗吧。”我知道，他们觉得做爱大喊大叫的都是淫荡，我们应该像花粉受精一样默默无声。
学会平静。
朱赫也是。他把自己的情况和辅导员说了，辅导员告诉他：“咱们学校替学生想到了，所以我们是弹性学制，你可以去打工，先不用退学。你放心去吧，我们这儿最多可以8年毕业呢。”8年毕业，毕业时孩子都该好几岁了。
8年，是啊，毕业就快30岁了，多好的年龄！这8年里，我们可以出去打工，但没有学历的打工和农民工又有什么区别？两年里可以攒下一年的学费就算老板太有良心了。当我们用去四年时间把剩下的学费都缴上了，才发现自己竟当了四年农民工！我们毕业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已经做了四年白领了。大好的时光若被这几年大学耽误了，谁都不甘心。
那位部长老先生还说了：“可银行还是不贷，但银行不给我们也没办法呀！3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和银行签订了协议，可银行借口说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拖，有的银行甚至明确表示不愿做……”
我一直很钦佩这位已经位高权重但仍忧国忧民的老先生，他本可以保持沉默的，但是他说党性不允许他保持沉默。这样的好人总能让世界变得温暖。我不像他，很多话我是不会说的，因为说了就要做到。我可没那有多出来的精力。但是作为朱赫这样一个生活中的绝对弱者，若不给他一些发牢骚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接受呢？并不是有人说几句牢骚话，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愤青”了。我很理智，我不是“愤青”。我滑得像根老油条，哪里还有点“愤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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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十四（1）
朱赫一度没有了任何幻想，中央的文件都下发几个月了，可是学校没有任何反应可言。谁都知道这种事情在上层是千重浪，到了下层就是几片涟漪了。
一天早上，李小曼打电话约我出来，我们约好了在咖啡屋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的。她拿去我的笔记本，上面正好有一首我刚写的诗。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只觉得诗才是离我最近的东西。小时候，绝口不提金钱是最高尚的，但是李小曼却试图告诉我，现在这个时候，谁能拿出钱来谁才是高尚的。
那诗是我献给几个老歌手的，已经贴在搜狐上有一段日子了。李小曼低声读了几句：
献给罗大佑，黑豹，苏芮，伍佰
童年不在了
还有什么会在
我想去台北的什么路
看那里留给你的记忆还有多少
记得爱人的样子
是否已经衰老
无地自容
冰冷的世界
谁听你的呼唤
只有对远方的向往
在贝司中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现在早已不是从前
莫名的寂寞
家乡的老酒
以及对所有的怀念都已经老去
长歌当哭
只有我们彼此相熟
不在乎别人
无奈
还有那个在北欧的梦
美丽的新世界
不管是不是边缘
也不在意她是否能容纳我的毛躁
随意
仍旧嚎叫
一路嚎叫
李小曼读完了诗，以往我都会告诉她再看几遍，这是文人的通病——自恋。今天还没等我开口，李小曼瞧都不正眼看我一眼，她平静地说：“有对朋友见死不救，在这就知道写诗骗小姑娘的吗？”
我顿时就觉得受了委曲：“我骗谁了？”
她仿佛一只亢奋的狮子，随时都要扑过来似的，声音大到几乎在喊：“你还是人吗，是朋友你就那么在乎那点钱！”
“我怎么不是人？我就那3000块钱。好，我借他。不，我给他。那他还有6000多块钱怎么办？你给他？”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说是一个学生要失学了，一群同学用义演集来的钱让他继续念书。哪儿有那样的好事？我就没看到。那才是最骗人的诗！
李小曼更加激动了，却被我噎得半天没有一句话。
“我自己的小说也不是被毙了吗？我痛苦的时候谁他妈安慰我来着？编辑部天天要青春小说，老子心理年龄测试都他妈过40的人了，哪还知道什么是青春？我也想有钱，我身边的人有个依靠，那多牛啊！可我不也就是一小人物？天天看编辑脸色写东西？我想认真点当一作家，可是谁他妈在乎我的想法？作家太多了，写他妈几个字就是作家。我就这点钱了，你看能用你就用，不能用就算了。”
李小曼的声音收拢了，气色也平和了许多：“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嘛，大家都没主意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快要上课的时间，说：“下午的课还上吗？”
李小曼看看我，说下午的课没人帮着“喊到”。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先回去上课了。这节课还是“小胖”一个人在讲台上讲传播学，喋喋不休的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在中文系，最无聊的是写作课，老师会用一节课时间去讲怎样描写学校的一个广场，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得好。老师不知道，教室里还有一个男生在继续写着中国版的《洪堡的礼物》。当我们在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电影的最后，姜文的一句“古伦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固定的模式中变化着。而我们的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只是把电影中“欧巴”的台词改成了“傻×”。
而我这首诗呢？应该什么都不是。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度为之奋斗的写作事业竟是那么的做作。它像玩笑一样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真情在上面。当我知道我的事业心也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搭配时，我想，我还能在什么事上认真起来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农民们都开始收稻子，一茬茬的稻子种下去时都是苗，收获时就都是稻子了。可是写文章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广种薄收的日子太多了。这话也许说得太片面，有的会赚钱的作家，种几亩狗尾草，秋天的时候，也会有人去田里抢着吃。而若是个认真的作家，不管施了多少肥在里面，也避免不了青黄不接的结果。
朝酒晚舞十四（2）
生活上的青黄不接，最多也就如赵树理写的那样，多点债务，借几石米过日子，或者给地主打几个月的长工。如果命好点，遇上红军进城，债务一下子都清零了，倒也安生。精神上的青黄不接，就有几分吓人的可怜了。当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都去狗尾草地里去抢食的时候，才能看出疯狂的所在。
写文章真的太累了，写了两年了，身心俱疲。有的时候想写点爱情故事，可就是没有人家写的纯。有时候自己做梦也做得和别人不一样，说的梦话也有文学水平。舍友们第二天都会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说什么了，有一句最经典的一定要说：“同样是写婚外情，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就成了名著了？”
看来写作终究不是速成的，命运的天平也不是只给自己倾斜的。即使出了几个少年作家，被媒体吹得玄之又玄，但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份量，也只有行里边的人能掂量明白。朱赫曾经问我：“你个大作家怎么考这儿来了？考哪儿不比这学校强啊？”
我告诉他：“当时一个艺术院校面试的老师问完我问题后，对我说：‘我们家缺车。’我顿时一冲动，就问他：‘你要永久还是飞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朱赫笑了，他笑我太激动，太容易愤慨，换句话说就是对什